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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四川军阀战斗力不行，加上他们缺乏炮兵，也不用担心炮火奇袭。但是练一百次，也顶不上实战一次，所以最终红四军还是同意了继续行军的计划。
行军种在最前面的部队，工作最沉重。三万多人不可能排成一路连绵不断的纵队，各部队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整个部队能够排出去几十里。而且部队也不都是同时出发，例如这次，四个旅分为两部分，分两天出发。第二天出发的部队就很幸运了，可以充分利用其他部队已经修建好的驻地。
这点上，红军和中国其他武装力量不同。其他武装力量更喜欢排在前面，因为第一支部队可以先掠夺一番当地，收获最丰。其他部队经过的时候，就得往更远处去掠夺。所以经常出现部队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的问题。红军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最强的部队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为后续部队开路的责任。红四军的开路先锋就是陕西调过来的红九旅。
红九旅接到继续行军命令的时候，先头的1913团距离下一个预设驻地还有大概二十里的距离。旅部和1913团一起行动，旅长李霸元命令全军跑步前进。士兵们紧了紧绑腿，调整了背包，接着开始跑步前进。隆隆的脚步声震动了大地，也让几个近在咫尺的村落发觉事情不太对头。
这些村子都遇到过军阀部队，红军到了川陕之后，歼灭了周围的军阀部队。根据地内部自然是秩序井然。红四军第一天的行军已经进入了军阀的地面60里，这里的百姓只听说过红军，却从没有见过红军，更别说整编之后的红军。此次行军，部队保持了严格的“缄默”，没有命令是不允许说话的。但人可以不说话，大部队行军总会遇到各种行人，行军也会让道路两边的鸟兽被惊走。村子里面虽然没有看到人，但远处鸟兽乱走的情形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些村民好奇的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很快就听到一阵密集有力的脚步声，由远处传了过来。
正当他们对着奇怪的声音惊讶的时候，几名军人骑着战马飞奔而来，看到这几个村民，骑兵们放慢了马匹的速度，让他们靠在路边不要影响部队行军。
这些军人的声音虽然严厉，不过态度里面并无恶意。这让村民们很惊讶。看到村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骑兵当中的一名圈回战马，再次命令村民站到路边，其他骑兵留下了一名在不远处防范村民里面有敌人。其他骑兵纵马向前方驰去。
村民们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如同滚滚雷声一般的脚步声变得越来越清晰，绕过山坳，一支部队的先锋出现在他们视野当中。
无论装备如何改良，无论待遇如何提高，对奔行在四川北部山地上的红军来说，长途行军都是非常辛苦的。下午五点刚到预定驻地，没等同志们喘口气，新的命令就下达下来。继续前进，两小时内到达下一个驻地。
这下子虽然谈不上群情激愤，但是至少同志们的情绪都不会很高兴。唯一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炊事班是骡马化的部队。在骑兵的保护下，炊事班连一口气都没歇，率先前进了。部队则得到了20分钟的休整时间。接着部队开始跑步前进。
虽然路边有骑兵控制了几个山民，不过部队没有时间去管这么多。大伙满脑子都是抓紧时间赶到驻地，赶紧挖掘工事，接着吃饭休息。明天还有和今天一样的长途行军，哪怕是现在，也随时有遇到四川军阀袭击的可能。哨兵自然已经是远远的放了出去，“不要轻敌”这是红军当中三令五申的原则。
就如沈茂战前对红军各级指挥官们所说的，“这次战役并不准备采用如何精妙的战略战术，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战略战术而已。但是，这次战役当中，不允许犯错。红军要开始习惯更加严格的战术要求。只有彻底掌握新的战术，才有机会更上层楼。”
这样刻板的要求自然让红军指挥官们不满意，因为沈茂在军校教学中一直强调，打仗靠的是脑子。但是红军指挥官反对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无论怎么说，部队还没有完全掌握新的战术。更何况，四川军阀实力很弱，拿他们练手是个很好的选择。沈茂设计此次作战的时候，首先就把部队伤亡考虑进去了。
一面尽量考虑降低部队伤亡，另一方面又让部队以伤亡为代价来实战训练。沈茂的思路令红四军的不少指挥官感觉不太舒服。周恩来副主席就私下批评过沈茂，所谓的政治工作是要讲方法的，如果沈茂不是直接从军事训练和实战方面讲述此次作战，而是从“讲政治的高度”，例如从“解放全中国，就必须先解决四川军阀，尽快和南方红军会师”的角度，那么效果会好不少。沈茂也是从善如流的家伙，于是他又开了一个会，对大家讲述了“红军的最终作战目标是日军”的前景。讲述了日军基本战术水平远在红军之上的事实。沈茂告诉大家，如果以红四军现在的水平，估计和日军作战，拥有三倍兵力也就是勉强打个平手的推测。最后，沈茂要求此次四川战役，一定要达到打仗练兵同时进行的水准，为今后的对日作战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样“讲政治”的动员会，极大地激怒了红军指挥官们，振奋了士气。周恩来副主席听完这次政治动员之后，连苦笑都笑不出了，他只能够在心中暗自摇头。他见过不少红军政委，沈茂这样水准的政委，周恩来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沈茂得知红四军决定延长第一天的行军时间和距离的消息之后，他很怀疑，是不是有些红军指挥官对自己不满，想用这样的行动来证明“红四军是有战斗力”的。不过这样程度的行军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当中并不罕见。沈茂本人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此时，一封电报正摆在他的面前。电报纸上写了简洁的写了一句话。“欧美银行团代表到达西安，要求我方让出一部分货币发行权。”
沈茂对这个消息感觉很不可思议，外国银行要求得到陕西人民币经营权，这个也不是不可思议。不过如果外国财团希望得到陕西人民币的发行权，这就算是玩过界的问题了。
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沈茂军人的身份，不允许他对政治经济问题发言。这不仅仅是专业的问题，更是国家体制的问题。陕西红军已经开始向着“国防军”迅速转化。国防军不参与政治，这是规矩。
或许当时听了顾璐的建议，重回军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吧。沈茂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片刻后，沈茂自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土星共同体的组织，最讲原则。既然是党委的决定，作为党员，有意见，请保留。更何况，这个决议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或许自己这辈子真的就会在军队呆下去。沈茂突然生出这个感觉。
军人！一个古老的职业。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年内，这个职业将是中国最光辉，最伟大的职业。中国红军正在创造中国的历史，开拓中国的将来。但是，之后呢？这神话一样的时代终结之日，红军就将成为一个默默存在的角色。光荣，但是孤寂。人民对军队寄予淡淡的敬仰，在危急时刻，军队就将挺身而出。然后人民放心的说，那支人民的军队还在。除此之外，就是年复一年的平静。
沈茂此时不由得又生出一种文人的情绪，或许军队让人民忘记了战争的存在，就是军队最大的贡献，正因为你保卫了人民的和平与安宁，所以你就被人民所遗忘。这遗忘是有价值的。
但是，遗忘还是遗忘。这，很可怕。
沈茂并不担心自己，自己和战友们必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每当后人回忆这段历史，都无法避开自己的存在。但是在21世纪，有几个人能够记得冷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将领的名字，沈茂自己就不知道指挥美国在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最高指挥官的名字。事实上，战争中能够被记住的名字，和普通军人相比，更是几十万倍的比例。正在最前线奋战的普通士兵的名字，更不会被后人知道。
这就是军人。
这种文人式的淡淡忧伤，让沈茂的精神得到了某种调剂。实际上作为四川军区的最高指挥官，沈茂最近的压力非常大。战役的准备看似平平无奇，可各种条例的制定，绝非简单的事情，沈茂手下并没有一群优秀的参谋。沈茂很怀疑，自己手下的参谋，有没有普法战争时代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水平。更不用说，红军到底离“国防军”的觉悟有多远。
“国防军”，它意味着国家契约的建立，人民把保卫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国防军”，“国防军”在获得了地位，特权的同时，也有了沉重的责任和义务。
历史上的红军，以及改名之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终于建立起了军队的光荣。沈茂自己有时候也很迷茫，和那些伟大的前辈相比，自己能够不坠他们的威名么？
这些问题沈茂无法和人交流，这个动荡的时代，绝大多数人能够辛苦求存就很不错了，自己的这种对这个时代来说——太奢侈。
沈茂让勤务员把面前的电报存档，接着开始阅读文件。至少在今天的电文当中，部队完成了80里的行军。各部队都在安全的驻扎。明天，计划当中要行军60里，然后部队就进入了刘湘的军事控制区。战斗有可能会随时爆发。
战斗在第三天上午爆发了，但是并非主力部队引发了战斗。在这次作战开始四天之前，徐向前申请了500把驳壳枪，特务连抽出了一部人精锐，和红四军的精锐部队混编，一个加强营500人的部队，化妆后向着重庆方向前去。
陕西方面很多专业的伪造专家，他们赶制出了一批蒋介石的文件。这支小分队一分为二，一个连的部队在地图的指引下，花了五天时间，抄小道赶到了重庆下游，然后换上陕西的军装，把帽徽肩章换成青天白日徽章，然后大模大样的要求和刘湘见面。此时，刘湘正在寻求光头政府的支持，得知中央军派部队前来，自然是喜出望外。又听说只来了一个连的部队，自然没什么害怕的。这支部队竟然轻松了赚开了道路，大摇大摆的向着重庆进发了。沿途之上，这支部队严整的军纪，整洁漂亮的军装，让四川军阀部队十分钦佩。毕竟是中央军么，这点派头还是应该有的。
当这支小部队抵达重庆的时候，刘湘才刚刚得知，红四军的一支部队向重庆进军了。
红军决不会冒冒失失的前去诓骗刘湘。红军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电码，得知蒋介石派了一名特使，和刘湘商议共同对付红军。红军自然不会坐视这种反革命同盟顺利结成，正好此次赶上红四军要对刘湘下手，这位“特使”就成了红军算计当中的一环。特使在湖北境内遭到了伏击绑架，陕西红军冒名顶替了特使，大摇大摆的向着四川方向前进。
红军的特种小分队队长是陕西红军的梅大成中校，这位同志祖籍浙江，和蒋介石还是溪口同乡，属于四五杆子能打着的远房亲戚。
1927年前，此人属于国民党左翼，大屠杀开始时，陕西众当中的不少人也刚刚在全球各地找到自己夺舍的对象。王启年当时刚在武汉夺舍，此时汪精卫正喊出 “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口号。王启年夺舍的对象很不幸属于“不能放过一个”的土星共同体。他也豁出去了，在敌人的追赶下，王启年不但没有逃走，反而闯入民宅夺了两把菜刀，返身砍了追兵，抢了几支枪。然后他在一个排的敌人围追堵截下，以破釜沉舟的气势扑向监狱方向。正好遇到一队反动狱卒押解着“政治犯”去枪毙。王启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着反动军队发动了猛攻。
当然，我们得说明，和前面那十几个被王启年突然出现吓得手足无措的反动狱卒相比，正在后面追赶王启年的那支反对军队绝对是致命的。
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王启年创造了奇迹，他带领着被解救出来的几十号革命党，打开了监狱所有大门，百十名各种罪犯四处逃窜，有效地吸引了反对部队的注意力。王启年自封为队长，带着革命党队伍误入刑场，再次一举解救了四百多名同志。最后，王启年同志建议大家分散突围。他自己带着梅大成直奔陕西方向而去。
王启年和梅大成活了下来，历尽千辛万苦平安到达了陕西。其后，此次暴动中被救出来的四百多人中，陆陆续续有四十多名同志赶到陕西和陕西众汇合。其余的同志音讯皆无。
梅大成初中毕业，从事特种部队前也曾当过副团长。陕西红军在各个方面都对中国的其他军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唯独在颐指气使的“长官派头”方面，他们普遍缺乏。各级军官都不会将麾下的官兵看成自己可以随意驱使侮辱的对象。性格暴烈些的，遇到十分不满的情况，也顶多空泛的骂几句。那些接受过教育的军官，就有点儒将的派头。
红军的这种制度有效保障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是在其他军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