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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事实都是我们的政策正在失败的明证：空中轰炸和地面作战未获成效；我们的外交动议调子僵化而缺乏效力。这些严峻的事实使我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总统的备忘录（它引起了激烈争论）中指出，现在是我们改变在越南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时候了。这份备忘录预示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我的离任。
一九六六年初麦乔治·邦迪离开政府使我颇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负责为福特基金会寻找新理事长的约翰·麦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麦乔治·邦迪，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项工作显然极具诱惑力：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支出大约两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约翰·麦克洛伊在为这项工作拜会麦乔治·邦迪的同时也拜会了我，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和麦乔治·邦迪同样可以胜任此职。我知道我不能胜任，就如实相告。另外，我认为当时还不应该离开政府，虽然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
麦乔治·邦迪的离去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麦乔治·邦迪和我的意见并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优良的作风，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处理我国面临的基本外交政策问题，无论这些问题的难度有多么大。他可能是因为福特基金会的吸引力离开政府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离开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对战争的极度失望。我认为他不但对总统的行为感到失望，而且对华盛顿和西贡高层的政策制订过程感到灰心。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样想。
沃尔特·罗斯托接替麦乔治·邦迪担任了国家安全顾问。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人热情，与同事们相处甚融洽。但是，沃尔特·罗斯托对我们介入越南事务、我们的作战行动和我们在越南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前景不作具体分析。他生性乐观，对任何不讲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的报告都持怀疑态度。多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仍然强调说，美国介入越南问题的决策和我们的作战方式对我国和东南亚地区都是有利的。
圣诞节停火计划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结束以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询问我对越南军事形势的总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对他讲，我认为共产党已经决定继续顽强地在南越作战。他们似乎认定战争将是长期的，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耐力比我们强。他们认识到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表明我们已下决心避免失败，预料我们会动用更多的军队。我推测共产党会因此在南方大规模招收新兵扩充军队，并加强从北方向南方的渗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我估计一九六六年他们的军队数量将增加百分之五十，并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运输能力每天运送一百四十吨物资供给这些军队。
为了抵消敌方的这些发展，我建议增派二十万美军（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前此要求的一样），在年底以前把军队总数从十七万九千人增至三十六万八千人，同时扩大空中轰炸。但我警告说，这些举措也许不会对敌人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产生“严重打击”，因为轰炸只能削减而不能完全断绝北越向南方的物资供应。
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 尽管共产党会因我们的地面和空中行动继续遭受重大损失，但据我们预计，一旦了解我们增派军队的意图，他们就会加强军事行动以试探美国的力量，使冲突规模和伤亡人数增大（增派军队后美军的伤亡预计会达到每月一千人）结果是，即使增派了军队，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将面临军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计划的停滞不前，另外还需要增派更多的美军。
这种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国需要进行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河内）进行谈判，从而结束战争。”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一直奉行消耗战略，目的在于给越共和北越造成极大伤亡，使之来不及补充。但事实证明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尽管威廉· 威斯特摩兰、我以及其他许多人不愿承认，但有证据表明我们的敌人通过在南方招兵和从北方派遣，使其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军队数量一直在增加。
从我们开始介入越南战争起，南越军队给我们提供的情报就少得可怜，而且大多不准确。有时候，这些不准确的情报有误导的嫌疑，有时候则是由于过分乐观所致，有时候反映出准确评估进展情况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坚持要评估进展情况。正如我强调过的，自从成为哈佛大学学生到现在，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仅仅选定目标和执行计划是不够的。你必须掌握计划以确定你能否实现目标。如果你发现实现不了目标，你就应该修改计划或者改变目标。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像在前线那样掌握确切情况，但我们能够找到各种各样能说明我们是胜是败的证据。所以，我们评估北越被炸毁的目标、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况、被俘之敌和缴获武器的数量以及敌人的死亡人数等等。
死亡人数是评估敌人人力损失的一个尺度。我们评估它是因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目标之一是要让越共和北越的伤亡人数远远大于他们的补充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掌握他们的承受能力和损失情况。
批评者把这一点作为我爱玩数字游戏的例证。他们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此人总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显然，有些事情你无法量化，比如荣誉和美，但是可以计算的事就该计算。在进行消耗战时，死亡人数就应该计算。我们试图利用这个数字来确定怎样做才能在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同时把我军所冒的风险降至最低。我任国防部长期间掌握在越南的进展情况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有关报道常常误导读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兰认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敌军的数量已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与此相反，中央情报局从未得出过敌军数量减少的结论。该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寻找并摧毁’敌人的军事行动的效力越来越大但越共仍在通过北方的渗透和当地的招兵扩大其主力军队共产党似乎仍能在来年保持其总体实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我都不会感到有任何的宽慰，因为越共和北越仍在通过游击战术，通过在丛林地带选择作战的地点、时间和期限来控制他们的伤亡数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们有了足够的军队防止安民计划的大规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数南越人居住的农村地区。
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分歧令人沮丧但不令人惊讶。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实事求是地评估战争的进展情况，但要得到准确的情报仍非易事。我们得到的数字常有很大的悬殊，上述分歧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情报局认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兰）想象的大许多。以后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是对的。
在两种说法之间我们如何抉择呢？在我们无法确定两种说法所依据的报告是否准确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尤为复杂。毫无疑问，我们时常得到错误的报告。这个事实在多年以后导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后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错误地把威廉·威斯特摩兰描绘成一个向总统和我撒谎的人。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敌人的战争序列——战场上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的报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名为《数不清的敌人：越南的骗术》。该片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让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故意少报敌军兵力，借以证明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进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意思是说，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故意报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兰就可以证明他通过消耗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明确一点：虽然威廉·威斯特摩兰与我在南越的作战策略上（以及与我和参议长联席会议在轰炸北越的计划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我们的私人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开始接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题片的工作的，是在我从世界银行总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当时，该公司专题报道节目制作人乔治·克赖尔三世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乔治·克赖尔三世是我的朋友乔和苏珊·玛丽·艾尔索普原来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电话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制作一个关于越南的节目，他觉得我可能有兴趣参加。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确凿的证据，而且有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员的证言，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确实在“战斗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骗了总统和我。
我告诉乔治·克赖尔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我仍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乔治·克赖尔三世最后问我能否和他见一次面，他把有关证据给我看。我说见面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不过，由于我们过去的关系，我同意见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后我们见了面。在世界银行我的办公室交谈的三十分钟和共同驱车回我家的路上，乔治·克赖尔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证据。简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兰报告的敌军数量为x，而他的军事情报官员估计（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敌军的数量是x＋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命令下属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进小数字。
这是个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敌人”的定义。美国在越南面对的敌人非常复杂——北越正规军，以个人身分进入南越当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征召的游击队以及各类准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从携带步枪的农民到参加非正式军事组织从事破坏和情报传递工作的村民（身着黑衣）等，不一而足。问题就在于如何划定“敌军数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兰排除了许多非正规部队，而他的情报官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则把某些非正规部队计算在内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华盛顿情报部门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旷日持久，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级官员都知道此事，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有几位当时不赞同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判断的人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们或者明确或者暗示说威廉·威斯特摩兰故意误导了总统和我。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萨姆·亚当斯，他是这个节目的主要证人和收费的“检举人”。
见到乔治·克赖尔三世时，我解释了我认为这种指责缺乏根据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释。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专题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该公司拒绝。那年秋天，他以诽谤罪起诉该公司，要求赔偿一亿二千万美元。
虽然我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会令人极为厌恶，但是，由于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兰数十年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愿出庭为他作证。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律师是首都法律基金会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赖尔未经我允许秘密地录下了我和他的几次电话交谈内容。丹·伯特相信这些磁带能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说法，即乔治·克赖尔三世在节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对他的指责缺乏根据，所以丹 ·伯特想得到这些磁带。据伯特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起初否认有这些磁带。该公司的一位新闻编辑（他参加过那部专题片的工作）则告诉丹·伯特，乔治·克赖尔三世的秘书说这些磁带在他办公桌右手最下边的抽屉里。后来发现不在那里。最后在乔治 ·克赖尔三世家中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磁带，但我指出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指责缺乏根据的那部分内容已被抹去了。
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证。我表示同意。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证时，该公司律师戴维·博伊斯说他认为我可能不反对为我的作证录相。当我问他们如何使用录相带时，他说：“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问这是否包括在商业性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