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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无礼举动和身体冲撞绝对不应该在大学里发生。我们对哈佛大学发生这样的事颇为震惊。
我第二天写信向芒罗院长表示感谢，我说： 你们没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跃，我认为我理解当代大学生对重大问题的浓厚兴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这种兴趣的愿望。有时候，我们的热情往往会压倒理智，不过，这种出格的行为不应该成为压制人们表达反对意见的理由——表达反对意见是拥有自由的人的特权和原则。
来自许多方面的反战情绪继续以我为攻击目标。有时候，这种情绪来自我最关心的那些人。玛格丽特和我仍然与杰基和博比·肯尼迪过往甚密，常与他们通电话，一有时间就去看他们。博比·肯尼迪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见到他时，他似乎是个粗鲁无礼的人，认为搞政治应不择手段。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向前迈进了三十年。
政府内外的一些人对我仍然与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来往颇感惊讶，因为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不信任他们。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博比·肯尼迪关系紧张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绝向共和党提供捐赠一样，林登·B·约翰逊也接受了我与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实，因为他了解我对他的忠诚。当我与他在越南问题上分道扬镳时，情况仍然如此。
杰基当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总统有政治上的威胁，但是她对当时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丝毫不亚于她的这位小叔子。在我对我们的政策逐渐产生怀疑的漫长过程中，有一天杰基（她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泪流满面，朝我发起火来。我对她大发其火感到手足无措，我至今仍记得事情的详细经过。
当时玛格丽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纽约同杰基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坐在她在曼哈顿的寓所书房的一个沙发上讨论智利女诗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我们都非常喜欢她的诗《祈祷》。这首诗祈求上帝宽恕她深爱的一个男人，他自杀了。她写道：“您说他残忍吗？您忘了我永远爱他您知道，爱是痛苦的。”
杰基的确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绪受到了诗的感染还是我说的什么话的影响，我不得而知。她对战争感到绝望和不满。她的情绪波动极大，甚至说不出话来。她突然狂怒起来，捶打着我的胸膛，要求我“设法停止这场屠杀！”
我遭遇其他抗议者的场合更加喧闹，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别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与吉姆和卢·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个美国人）爬完雷尼尔山后正在西雅图机场候机。一个男人突然过来大喊：“杀人犯！”他还动手打我。后来在圣诞节放假期间，当我和玛格丽特在阿斯彭山顶的一个饭店吃午饭时，一位妇女来到桌边，高声尖叫道：“杀人犯！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这些事件当然使我很苦恼。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伤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玛格丽特患了一种危险的溃疡，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术。我的儿子克雷格还是个小孩子，后来也患上了溃疡。
有时这种痛苦和压抑也会得到缓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苏联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来美国访问。博比·肯尼迪为他在希科里希尔的家中举行了盛大晚宴，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扩大影响”的典型做法。我和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一起谈论诗歌、冷战、越南和其它数以百计的话题达好几个小时，他一直在大量饮酒。大约凌晨两点半钟，我问他住哪里，要不要我们送他回去。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的司机送他、玛格丽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饭店。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小车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们都说你是个禽兽，但我认为你是个人。”
在此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萨姆·布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萨姆·布朗是我孩子们的一个朋友。他组织和领导过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宫前示威之后，萨姆·布朗来我家吃晚饭。饭后我和他在书房谈了几个小时。当萨姆·布朗起身离开时，他说：“我觉得像您这么喜欢山的人不会是坏人。”
一九六六年秋，国会和公众的担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稳健派站出来要求进行谈判，而保守派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新闻媒介开始大量发表怀疑战争取得进展的报道。尼尔·希恩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不是鸽子，也不再是鹰》。他在文中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为合众社记者初次到越南时，他相信美国的基本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当他作为《时代》周刊记者重游越南时，他认识到，“以前相信非共产党的越南人能够镇压共产党的暴动并建立一个体面和进步的社会，这是很幼稚的”。
由于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更加冷淡。这时的博比 ·肯尼迪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和越南问题上的鸽派人物。他于一九六七年初从巴黎返回国内，似乎是北越派来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闻周刊》获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周刊上公布于众。林登·B·约翰逊总统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博比·肯尼迪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二月六日总统召见了博比·肯尼迪。总统说： “战争将在今年结束。战争结束后，我将毁了你和你的那些鸽派朋友们。你们将在政治上死亡六个月。”
林登·B·约翰逊总统从未像对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我产生过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们的对立使我的处境颇为尴尬。林登·B·约翰逊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经常讨论越南问题。我非常谨慎小心，绝不辜负总统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来在政治上反对总统的事情。我从来不向总统隐瞒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饰我对越南的感情。
各种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这些决策者造成了伤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写道，他观察到国防部长“已不再生气勃勃，脸上显出苦恼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迪安·腊斯克和我开始显出了战争造成的疲态。迪安·腊斯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灵、苏格兰威士忌酒和四包百灵牌香烟”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报纸的报道，也由于我认为更换迪安·腊斯克和我对总统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于一九六七年春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排除这种选择：更换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以回应‘华盛顿累了和华盛顿过时了’的指责。”
当一个又一个外交努力以失败告终后，我的失望情绪和痛苦进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办法赢得（或结束）这场所付代价和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发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动事件，使我更加担心。这种自相残杀使西贡政府更加支离破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令我烦恼的是敌人已兵临城下而这些南越人仍在内讧。在四月初危机达到高潮时，约翰·T·麦克诺顿和我制定了一个“可能的‘撤退’计划”，其依据是：“虽然军事形势尚未完全恶化，但政治形势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甚至军事方面也会越来越僵持不下。”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考虑利用这些麻烦脱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正在准备做一个可怕的选择——或许要在泰国进行抵抗”。这表明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担心撤退会在国际国内产生不良影响。不久，当南越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骚乱时，危机就出现了。
回顾过去，我非常后悔没有设法让大家辩论这样一个问题：在政局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有无获得胜利的可能。我认为有一点在当时和现在都很明确，即在一个不能自我管理的国家，军队（特别是受外来力量影响的军队）是不可能维持好秩序的。
我的许多同事们对局势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在稳步前进。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腊斯克说，“形势已发展到北越不可能获胜的地步”。沃尔特·罗斯托写道：“总统先生，您应该能感觉到：受中共支持的河内的军事进攻已不再被视为未来的主流了我们虽未获得胜利，但我们正在向胜利迈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来电说：“这场战争在军事方面进展良好这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唯一真正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民是否会失去信心，做出‘让孩子们回家’的选择。这将成为失败的主要原因。”白宫越南事务助理罗伯特·W·科默访问南越归来后报告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的高级顾问们都不支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述的观点：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以，我们应该与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触”，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总统其他高级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且日趋尖锐和公开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报告说美国在“军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预计第二年春季“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于现在”。威廉·威斯特摩兰同意这种看法。十月中旬我再次访问南越以后，我对这种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对总统说，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能使战争很快结束”。影响我思考的问题有许多，我向总统做了详细说明： 敌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毁，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我们阻止他们获得军事胜利的新局面，采取了使我们疲于奔命和等待我们自动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们的国民意志的策略）。他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把军事胜利变成“现实成果”——摧毁敌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们认为我们也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过去一年中，在越南发生的一件显然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是大批敌人在重大军事行动中阵亡了。如果允许在报告中略做夸张的话，那么敌人的损失必定每年超过六万人。渗透路线似乎应该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的意志有所动摇，而且，通过从北越输入和在南越招兵，敌人显然能超额补充其损失人数。
安民计划毫无进展。与两年或四年前相比，敌方全日制的地区性武装和半日制的游击队的人数增加了许多；进攻行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规模和强度也增加了 我们控制的人口数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层政治组织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使其在情报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到处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贡和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以内也是如此）；在农村地区，夜里几乎成了敌人的天下。
轰炸北越的霹雳计划既未对渗透活动造成重大打击，也未摧毁河内的意志。情报部门的人都承认这些是事实。
从（为民心民意而战的）这场重要战争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境况没有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场重要战争必须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况一样，我们没有好办法训练和鼓励他们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
面对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无法回答。我只能建议总统长时间保持美国的军事压力，同时谋求谈判。我希望这些努力能阻止对方静等我方退出，避免没完没了地增派美军，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增大通过持续施加压力实现和解的可能性。
无论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认为“预期战争在未来两年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结局是不可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谈判也许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在上述两个方面努力，谋求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成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这是个严肃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当时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与我大体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