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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其它国家因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导致的所有冲突。例如：我们没有对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给以军事支持，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不应该被期望，使用军事力量去阻止世界上所有对无辜百姓的屠杀。当前，世界上至少有十几个地区在燃烧着战火：波斯尼亚、布隆迪、格鲁吉亚、伊拉克、克什米尔、卢旺达、苏丹和也门，这里列举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激烈的冲突或许不久还会在科索沃、莱索托、马其顿和扎伊尔爆发。难道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卷入吗？无论是美国还是其它超级大国都不可能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只有在我们国内，在超级大国之间，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经过长达数年的广泛讨论后才会得出。
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和其它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确立一个适当的界定标准。反对侵略的标准可相对的简单明确，但那些与维护政治秩序和在国内避免大规模屠杀有关的条款——如一九九四年在卢旺达的情况——则不能过于简单。
几个基本的问题必须澄清：我们应对什么程度的人类苦难予以反应？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全球公约和一九八九年我国的立法：美国同意加入反种族屠杀的活动。但是什么样的行动可定义为种族屠杀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国政府确认二十多万卢旺达人的被杀是“种族屠杀行为”，但同时却拒绝声明该行动属于条约中规定的范围。难道，那里不正是一个种族大屠杀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干预吗？那么，我们究竟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呢？是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冲突的出现，还是当屠杀开始升级之时？当某个国家陷入这种局面时，我们又该做出何反应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当他们声称，外部干预是明显地侵犯他们的主权之时。对此，我们也已经看到，非洲统一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支持这种干涉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所有以上所说都提醒我们，在规定介入的标准时应该认清：正如我们在越南得出的教训，军事力量在推进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仅凭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重建一个“已经失败的国家”。
同时，我们也应使美国人民明白，这类问题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回答，但我们应努力促进该问题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论坛中的辩论。某些问题或许永远得不到解决，这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的错误。我们认为，使用武力维持秩序是适当的，但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还无法断言。因此，它必须接受检验，必须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参与决策、协助其实施、并愿承担所付代价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从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训。
有时，美国的军事介入不应仅站在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的立场来评价，而应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毫无疑问，如果是对我们国家的直接威胁，我们在与国会和美国人民做适当的商量后，应该也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威胁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的冲突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巴尔干战争，使希腊、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卷入——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多的将不是像越南那样的“有限战争”。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落成典礼上谈到越南战争时曾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但是，“我们应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让战争在地理上扩大记上一功。” 当然，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取。在卷入这类冲突前，美国人民必须明白我们将面对的困难，美国军队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们行动时所受的限制。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我们必须从越南的教训中学会怎样有效地组织有限战争。我们在那里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由高层文武官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从而对那里的工作进行详尽而专门的指导。我所讲述的决策过程曾令人震惊地不断显示出，我们没能把最基本的问题公之于众；而我们对此疏忽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总统顾问班子中对战争进程的深刻分歧既没有被摆上桌面来讨论，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正如我曾讲过的，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适当的组织工作，在华盛顿没有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官员。由于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他们的助手们都把注意力分散于一大堆复杂而又急需应付的事务中，致使我们的一些弱点未能被预见，特别由于我们没能对大部分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为避免这种问题的重演，我们应在最高层建立一个专职的班子——丘吉尔曾称之为战时内阁——使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越南问题。这个班子至少应包括：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应每周在规定的时间与总统聚会并进行长时间的连续讨论。每月还应召开包括有美国驻越南大使和军事指挥官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应本着公开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行政委员会的讨论那样——这将有助于避免灾难。在指导所有将来的军事行动时，都应建立同样的组织管理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明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果——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使用高度复杂和具有极大破坏性武器的时代——是很难预计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们的国家安全确实受到直接威胁，我们应尽量避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些就是越南给我们的教训。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吸取这些教训。
我想对越南问题再说几句最后的话： 让我简单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为了我们所认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在越南进行了八年的战争。两党政府都想通过这一行动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防止共产主义极权势力的扩张，推动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届政府都做出了进行这一战争的决定。这些决定要求美国人民做出牺牲，我们的人民也的确在这些目标和价值的名义下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历程。
人们总是事后比事前聪明。这一格言在时间的走廊里，在许多人身上、许多种情况下和许多时代中不断回响。人无完人，我们也难免会犯错误。我不得不带着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白承认，这个格言同样适于我和与越南有关的一代美国领导人。虽然我们希望去做正确的事情。也相信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判断，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过高估计了失去越南对西方安全的影响，此外，在最终的决策中，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南越能够得到拯救，那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赢得战争。从这一基点的迷失，使我们在一个先天不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然而，外部的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来建造。
最后，我们还必须面对那些在越南战争中永不会归来的美国人的命运。我们不明智的卷入是否抵消了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我不这样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响应了祖国的召唤，为了祖国的利益走上了艰难之路。他们为祖国及其理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越南的失误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崇高牺牲，这种牺牲使所有活着的人景仰。让我们从他们的牺牲中得到领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衷心的敬意。
当我结束这本书时，我想起拉迪亚德·吉卜林《宫殿》一诗中的几句话，我在大约六十年前第一次读到了这首诗。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句对我的一生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今天它们仍不断萦绕在我心头： 我曾是一个国王，一个瓦匠——一个公认的能手，技艺精良。
我清理了我的土地来建一座宫殿，如同一位国王要建造的那样。
命运驱使我向下挖掘，在淤泥中，现出了一座宫殿的残垣。
就像一位国王曾建造的那样。
这座宫殿没有设计上的才思，又无时尚值得效仿。
这里或那里，残留的基石无目的地散处在地上，石匠在每一块石头上，都粗陋歪斜地刻着：“在我之后，会有一个建筑者，告诉他，我也曾声名远扬”。
我飞快地修整了地基，在那里竖起了我精心设计的宫殿的厅堂。
我敲下断壁的砖石，雕刻琢磨，重新装上。
我磨碎石块，烧成石灰，在地上铺撒。
在那个已失势的亡灵的遗赠中，我随意取舍，心花怒放。
我不无得意地嘲笑那废墟，然而，当我打碎石方，在被拆毁的地基上，我读出了那建造者心中的诗行，我似乎看到他正在站起来抗辩，我明白了，他建造的宫殿映出了他追求的梦想。
我曾是一个国王，一个瓦匠——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无比辉煌，在黑暗中我听到一句话，人们低语着将我唤到一旁，他们说，“不能停下”，他们又说，“你的表演已该收场”。
“你的宫殿会像其他人的一样矗立在那里——后来的国王将用它建造新的宫墙”。
我取回我的瓦片、锭盘和支架，从沟渠中唤回我的工匠，我把我建造的一切抛给了无信仰年代的信仰。
我只在木架上刻着，我只在石块上刻着：“在我之后，会有一个建筑者，告诉他，我也曾声名远扬”。
每个人的一生中几乎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无法达到的目标。我当然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一个世纪的流血冲突即将结束，我们有幸得到机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未来。冷战已经结束，在我们面前摆着越南的教训——它们能够被吸取被应用。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由数以千计核武器武装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险，并且，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避免核灾难。我们对一个多边机构在减少和缓和国内国际争端方面的潜力和局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虽然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但在这个世纪里，再也不会目睹另外的一亿六千万人被战争杀害呢？当然这肯定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也不仅仅是我的梦想，而是我们坚定的目标。一些人会认为这种断言太天真、太简单，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言论。但是作为人，作为一个拥有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大国的公民，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我们又怎么能得到和平呢？
及其对二十一世纪的借鉴意义
我们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继续生活在核破坏的风险之中。今天，美国的战争计划与六十年代一样，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但一般的美国公民并未意识到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在一九九二年布什总统与叶利钦宣布已就大量削减美国和俄国的核储备取得一致意见时，美国公民们会感到意外与惊喜。目前，世界上有四万到五万枚核弹头，其全部破坏能力是夷平广岛的原子弹的一百万倍。假设START1条约中的削减计划能够实现，那么全部核武器的库存将会减至两万枚左右。布什和叶利钦同意进一步削减，这将使五个已被承认的核大国在二○○三年总共拥有近一万二千枚核弹头。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举措。然而，即使美国国会和俄罗斯议会批准了这项协议——这还不能被完全确定——世界各国遭到破坏的风险也只是有所降低，而远非被彻底排除。我怀疑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是否能分辨出，一个有一万二千枚核弹的地球与一个有四万枚核弹的地球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能否可以就此止步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的无益以及由于其继续存在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同时，这种情形也带来机会和危机感，迫使五个公认的核大国（美国、俄国、法国、英国和中国）重新审视他们的长期核计划。我将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核战略，我认为，我们应就它们展开广泛、公开的辩论。我相信，这种辩论一定有助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可达到的限度内，我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