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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 “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地方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在还没有实力与太平军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曾剃头”的由来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
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咸丰帝又下旨，说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认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把恶心铲除，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从而让地方得以安宁。浏阳、攸县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抚认真查办，并与在籍侍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所有这些都说明咸丰帝为剿匪一事忧虑万分。
因此，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在这篇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由于在奏折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匪徒几近残忍的话语，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所以咸丰帝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来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湖南匪徒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