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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随刘一起去湖南调查，发现打人风同五八年相比丝毫不弱。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所见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此刘少奇将管政法的干部找去责问：「下面随便打人，甚至打死人，你们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议设立「人民法庭」之外，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制止公社干部随意捆、打社员的风气。
在这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真正沦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反而成了什么机关都可以打、抓的对象，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甚属下党干的放纵。
在大跃进之前，法院系统至少还存在，虽然法院时时要听命于当地的党委，但形式上的尊严总还保持著，现在则要「多快好省」，法院就成了多余之物。「全国有相当一部份基层人民法院，甚至少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合并了，法院的工作实际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实行检察长、公安局长或法院院长，检察员、公安员或审判员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谓『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方法，一个案件从侦察、起诉到审判，由一个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注１３：引自《谢觉哉传》。）
全国范围内，执法者普遍不依法办案，律师制度于一九五九年一月正式取消，人民生活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一旦被诬、被冤、被补，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盼天亮。
说起来，那些胡判乱捕的事都是下面的干部搞的。譬如「全民肃反」这个口号，是徐水县委发明的，其实不过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外加一点创造罢了。毛在十一月间说，一九五七年右派份子鸣放，「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注１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会议。）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九五八年那些荒唐绝顶的行为能在全国通行无阻。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拿湖南的数字乘以二十九似乎过多，打个七折，全国就斗了二百万，捉了二十万，杀了二万。这一斗、一捉、一杀，「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真的，毛泽东没有吹牛。这本是历代统治者消灭不同意见的惯用手法，毛后来将之归纳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套了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已。
中共在一九五八年搞的阶级斗争是多方面的。一是批判、斗争一九五七年抓的五十万右派，然后逐一加以处置。譬如四川重庆市一次就送往长寿县农场三百九十二名右派份子，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重庆这个大城市的教授、学者、工程师。同时送去的还有一百九十名「历史反革命」，其中有多少冤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全国都在大干这个、大干那个，右派份子则整日挨斗。原《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秦兆阳自一九五七年成为「大右派」后，即一直是批判、斗争的对象。《人民文学》归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党组织领导，那里不须办这办那，只要办人就行了。整人、斗人便是那里当权派的联业。中共当局正需要在社会上制造点火药味，因此对秦的批判是全国性的。中共的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布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又揭露「他经常和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
秦兆阳与刘宾雁的通信显然被抄了（或者被迫交了），报上登出其信件的片段，并做出结论，说他「反对的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党、整个社会」。
秦兆阳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有一天藉口上厕所，从会场跑开，到了中国文联的楼顶上，想一纵了之。就要抬腿之时，他的目光落到了前方雄伟的故宫上。他犹豫了，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终于没有跳下去。回到会场时，斗争会的主持劈头喝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想自杀？」当了二十年共产党员的秦兆阳听到这种没有人性的斥骂声，止不住当众痛哭了一场。秦兆阳没有再试图自杀，但是确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那大跃进的日子里通过厕所的窗口或者楼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早在「反右」斗争中「揪出」的右派之外，一九五八年又搞了一场「反右补课」。这又是毛泽东的决策。他在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完，唯余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管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以超额完成抓右派指标为荣。说是「补课」，其实只是简单的补充名单而已，决无任何意义上的「课」可言。
譬如，北京一所医院里的青年医生王贤才，曾说过苏联医学不见得最先进，不应该只学苏联一家。一九五八年要「补课」，该医院须补充三名右派，王便于六月底被补成了「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补的「右派」，又有一些大跃进独特的色彩。如前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曾昭科，转业至湖北省水利厅任副厅长，五七年冬带领几百名下放干部到湖北红安县，上山开辟林场，因无力阻止为烧炭炼钢而前去砍树的人群，不得已而抄起了枪，打算藉此制止砍树的浪潮，不料被说成是「挡钢铁元帅的驾」，成了「右派份子」。这种右派，同五七年因鸣放而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毫不相干，只是共产党组织图方便，顺手抄顶现成的帽子扣到他头上罢了。
浙江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论后，积极在本县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并搞了一个推广包产的经验总结。大跃进的锣鼓一响，他便被批判为「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积极提倡『多劳多得』，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被送到一家小工厂当烧饭师傅，直到八十年代直接写状子向邓小平申诉之后才获平反。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及五八年的「补课」，全国共有五十五万多人成了右派，他们全都是中国称为「人才」的人。譬如北京大学就有七百人被戴上「右派份子」和「极右份子」的帽子，另有八百人受到不同的处分，总共占北大学生、教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右派学生被送往北大荒劳改农场，有的甚至被送入监狱，被枪决。这种大规模地迫害无辜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实在是屈指可数。
一九五八年批判、斗争的右派及「补课」追划的新右派，为什么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呢？因为中共认为整个知识份子阶层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所以将他们划归「资产阶级」，又是因为他们要说话，要对中共的治国之道发表意见。为了将他们改造成共产党政权下的顺民，当局再次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运动。中央候补委员康生在一次大学校长的会议上说：「现在对知识份子的压力还不够，逼得也不够。必须强迫他们下乡，去劳动改造。如果他们已经感到四面楚歌，就再给他们加点压力，再逼他们一下，让他们来个八百楚歌。」（注１５：引自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五七页。）这压力很快就奏效了。上至科学学院的各研究所所长，下至一般的大学教授，差不多个个都在批判会上登台自我检查，或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或检查自己给学生上课是「与社会主义竞争，与社会主义抢学生」；或痛斥自己「最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或承认自己「脑子里百分之九十八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来，这些大学者、大教授就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改造的份，没资格对国事说东道西了。对毛泽东来说，这些人也就因此而「便于领导」了。对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曾作过一番说明：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从前年整风起，一直到去年一整年，著重于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翘起尾巴。在反右斗争之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间有些人的尾巴还在翘，无非是说我们不行，非他们不行。此外，我们的路线也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不进行批判，不打这个仗是不行的。打这一仗的结果，批判的结果，效果很好。」（注１６：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说一九五七、五八两年整肃「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效果很好」，的确是事实。五八年荒唐的大跃进持续了那么久，中国的知识份子几乎无人出头予以批判、抨击。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的几十万人被斗争、被遣往劳改营之后，其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知识份子，或随风起舞，或保持缄默，敢于公开对「三面红旗」评头品足的可说没有。就这一点而言，反右及其「补课」，对中共来说正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大规模整肃知识份子，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主要干将。邓至今不愿否定「反右」，正是出于不愿否定自己的私心。
有些人虽未成为右派，却也一样做了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譬如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寿民），由于一九五七年中共号召人民「鸣放」期间，一一婉谢了登门采访请他给共产党提意见的记者，因而未落网当上右派。五八年六月初，他奉命在两个月内整理、改编了十五出旧戏本子。可是当他正废寝忘食地埋首写作时，突然受到官方杂志对他的批判：《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受此打击、刺激，他当晚便突发脑溢血，左半身瘫痪，从此未能下床，直到六一年初完成口授长篇历史小说《杜甫》后第三日溘然去世，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在中共执攻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宗教界人士也遭了殃。在辽宁大连市，当局决定将一座教堂拆掉改为工厂。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教堂当然也归「国家所有」，控制了市政府的中共官员便认为他们有权处置教会的财产。身兼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的牧师竭力反对，结果是蚍蜉撼树，教堂拆了，他落得「反革命」帽子一顶，被送进监狱，三个月后瘐死狱中。
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驰名中外，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寺院，也是藏族人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圣地。大跃进了，当局不说取消宗教自由，却说「宗教制度改革」，将塔尔寺革了命，关闭了。主持该寺的藏族活佛却西被送到青海省水电设备厂去「改造」，二十多年后后方获共产党许可重入寺门。塔尔寺一关就是二十余年，成千上万的藏族人民失去了举办佛事的圣地，连他们的圣人也被赶去劳改，如何能不痛恨执政的汉人？
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的原因很多，箝制笃信佛教的藏民的信仰自由，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其实，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时，鉴于四川西部的藏民已搞过叛乱，便曾颇有预见地说「西藏不安心，．．．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注１７：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可惜他既知人心不稳，非但不采取解救措施，反而封人家的圣地，抓人家的圣人，好像存心逼人家造反。中共在五八年的所作所为，与五九年的西藏叛乱有直接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几例只是零星的「阶级斗争」，虽然为害不浅，受害者的数目也不少，但毕竟不是中共中央指令搞的运动，波及面也就有限。而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就不同了，由于毛泽东亲自下了命令，这就成了继反右之后的另一场大规模整肃无辜的运动。
五月间，毛泽东号召「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等于白旗。」（注１８：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之会议。）于是全国的共产党组织闻风而动，在未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