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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向中央面陈灾情，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们为了护住乌纱帽，一是堵，封锁消息；二是赖，堵不住就赖，将罪恶赖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向中央报告，「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注１５：《中共党史大事年代》第三一○页。）信阳地委用「阶级斗争」掩盖他们严重失实，诿过于「坏人」、「反革命」，这倒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这份报告，并转发各地，指示「全国三类社队都应照此执行」，足见直到无数农民饿死之后，中共仍未清醒过来。
河南二百多万人饿死（事后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注１６：见《乌托邦祭》第一五三页。），信阳地委及下属几个县的干部统统撤职，还枪毙了其中几个罪恶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作为罪魁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辱应为戮之误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他是坚定的毛派，所以不仅砍不了头，连乌纱帽也丢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级，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坐牢，被枪毙的地委、县委书记比，真是便宜了他。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陆石自信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群众宁可自己饿著，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是『动天地而泣鬼神』，可那里的领导干部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赞同，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可惜过于好了，要是他们「坏」一些，在饿得走不动之前就聚众去抢粮库，不是可以免于饿死了吗？国家所以要建粮库，不就是为了备荒，不就是为了在饥馑发生时赈济人民吗？千百年来，每逢灾年，官府就要设「粥厂」救人，虽说四处有贪官，那些粥厂活人无数却是事实。可是如今数以百万的百姓濒于饿死，「领导干部」就是拒不开仓放粮，擅自放粮的则撤职查办。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抢。宁可饿死而不去抢被那些「领导干部」把持的粮库，实在是过于老实了。
当然，说中国老百好或许并不过份，这里有个虽不「动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动人的故事；
一九六○年某日，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让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同时接听他的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火箭部队正挨饿，有的已经断粮．．．．」随后不久，他飞到新疆，到达罗布泊沙漠的核试基地时。这时，两火车车皮募集来的食物也运到了。
当时沙漠深处一个核试物理实验室已经断粮，正靠猎捕黄羊度日。第二天，运粮车即开往沙漠中的实验室。当车子驶进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子时，骨瘦如柴的小孩们围上来乞讨食物。车子一停，大群衣衫破烂的饥民蜂拥而至。战士见来人要抢粮，立即将子弹推上枪膛。押车的军需处长大喝一声「不许开枪」，他们几乎抢光了他的粮食和干菜。
饥民散后，处长正在哭泣，突然人们又从巷子里拥出来，低著头默地把方才抢去的一袋袋粮食、一捆捆干菜全数送回，堆在车前。其中一人手托一只包裹，跪在地上说：「这是解放军的救命粮，是沙漠里几十条人命．．．．大军，我有罪．．．．」原来那包裹上有著一位物理学家写的几行字：「老邓，获悉你们已断粮。捎去．．．．」（注１８：见河北省《长城文艺》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
中共的官方舆论至今仍赞颂当年宁可饿死也不抢粮的农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轶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主任题书名，省高级法院院长审稿并撰写序言。该书中提到一九六○年饿死的农民时这样说：「群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拼命挣扎，任凭饥饿夺去了生命，仍然安分守己，不做违法的事，确实堪称为伟大的公民啊！」
无数农民「安分守己」地饿死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最为可叹的人间悲剧。在家老老实实饿到死，就是「伟大的公民」；不甘饿死而去抢粮的，就是「坏人」、「暴徒」。这就是当局执政者的逻辑。
为安分守己地默默饿死的农民唱赞词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级法院院长，连彭德怀都是这么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说：「如果不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高，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指协助镇压民众作者注）不久，他乘火车赴庐山，途中又对人感叹道：「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好，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他显然认为农民被政府折腾得流离失所、濒临饿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镇压的。只是他担心他统率的「工农子弟兵」对付不了造反的工人、农民，遂产生了请苏军来镇压的念头。可见即使明摆著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一边的。他爱护关心人民是真，但一旦人民与他效忠的党发生冲突，他还是要站在党那一边的。他为人民「鼓了咙胡」，但当党不容他为人民说话时，他立即认错，写检讨，将嘴闭上。人民没有得救，他自己也没能逃脱厄运。「彭大将军」的悲剧正根源于此。
不安分守己的人也有。譬如安徽有一位小学教师，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押送原籍乡村监督劳动。他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农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山上，河里的草根都吃尽了。」「我们同是中国人，我们决不是有意与你为敌，只要你把我们农人当人待，把粮食标准放宽点，大家一天两粥一饭能吃饱，不论农活怎样重，我们都愿跟你过下去。如果你不及时扭转这一倾向，到时休想我们不听话。」「我们主张的是：耕者有田，农家有权，谁种谁收，留售自由。谁敢剥削农人的血污，我们坚决不答应。」可惜，这样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门扣住，没能送达毛的办公室。
当时，抢粮的事生过一些。譬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贺龙、罗荣桓两元帅到福州军区检查工作，军区一位领导人向两位元帅报告过某地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多人去国家粮库抢粮的事件。作家张一弓写过一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河南省某村四百九十多人断粮七天，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与其任粮站主任的战友（两人均因在朝鲜战场受伤残废而回乡）合伙，先斩后奏，「借」走粮站五万斤粮给乡亲救命，而后自首投案。但就全国而言，这种事情极为罕见。
当时，对整个共产党政府绝望了的人已经出现。如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杨德才，他在一九六○年一月初对其他飞行员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三天后即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国十年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
就总体而言，那时人民还只是痛恨下层的中共干部，总相信共产党不会任人饿死不管。如湖南省郴县一位青年女工刘桂阳，回农村时见到父母没有吃的，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门张贴了十几条「消灭人民公社」一类的标语。而后走到警卫跟前，请他们转告中央，派人下去了解农村情况。寄希望于「中央」，这是多数人「安分守己」而不造反的一大原因。实际情况是，「中央」在毛泽东控制下，还在发跃进烧，「不知道或不相信」无数农民正在濒临饿死，饥馑自然就无法遏止了。
安徽、甘肃、河南是三大灾难省，其他地区如何呢？
山东的情形比河南好不了多少。罗荣桓元帅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学院的讲话提到，「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注１９：《罗荣桓元帅》第九三八页。）
山东的实际死亡人数，因材料不足无法估计，仅有两个小小的例子以资参考：
在彭德怀蜗居的吴家花园，有一天，从山东来了一老一少母女俩他们是步行乞讨了一个多月才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他的侄儿自山东去甘肃告诉他，他的父亲是饿死的。张因为五八年曾向省委写信，批评大炼钢中的问题，庐山会议后一度成为省委内的批判对象，可能因此而顾不上在老家的父亲。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的普通农民饿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东当时的农村人口近四千万，若罗荣桓所指的劳动力的减少完全是由于饿死，而且劳动力死亡数与农村人口的死亡数成正比，那么山东饿死的人数应为七、八百万。但考虑到有些劳力被调往工业界，有些逃荒去了东北、内蒙古，可以将山东农村劳力的减少低估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饿死，其余外逃存活。这样算来，山东农村饿死了百分之四、五，即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左右。这也是下限，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超出此数字。
山东的第一书记舒同是个一流的书法家，搞政治却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为山东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承担责任下了台。而安徽的曾希圣却官运亨通，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尽管曾造的孽并不比舒少。
贵州山区俗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可是县委书记们一样要「放卫星」。为向上交账，便对农民横征暴敛，夺走他们最后一点口粮，其中以思南、余庆、印江三县为最甚。农民们面对动不动就捆人、捕人的政权，只能任其摆布。一九六○年初，三县农民相继断粮。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著，更多的饥民成万成万死去了。一九七○年春，清华大学一个毕业生从北京来到贵州山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他的顶头上司、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贵州，劫后余生的农民拦路呼救，这才惊动上面。中央监委派了工作组到了那相邻的三个县份。第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枪毙后，另两个县的书记随即畏罪自杀，自行了断此一大案。
贵州死人，也是全省性，并不止于东北部那三个县。一九六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毕业生到贵州西北部的金沙县工作，那里的人们告诉他：在「困难时期」，该县几乎家家死人，全县大约饿死了四分之一。在中共的「革命圣地」遵义，笔者知道有户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一个活过了那场饥馑。所以估计全省饿死了大约百万人以上。
甘肃、河南、山东、贵州等省自然环境较差，经济脆弱，经不起大跃进的折腾，那么「鱼米之乡」如何呢？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注２０：见所国心、董滨著《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李拿不出粮给故乡，湖北的百姓怎样熬过这场饥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庐山会议前湖北就已经饿死了人，六○年饿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陈毅元帅路过南京，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惠虽为陈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内部对此统一了口径，惠也就没有对陈毅说实话。陈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也不敢说老实话。」「江苏的惠浴宇含含糊糊，还是广东陶铸说了点老实话。」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过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彭德怀下台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来到他和毛泽东当初打江山时呆过的永新县，也即他三十年前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的地方，见一户农民吃的只是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