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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农具、运输工具、树林、果园、房基等也一律无价归公，唯一例外的是当时尚属罕物的缝纫机可折价入到公社里。不识共产美景的农民手脚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树，得了票子饱了肚，正自以为得计。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来上头鉴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时农民杀猪、砍树的教训，早已明文规定，自宣布将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员的财产就已经自动地属于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后杀猪、宰羊、砍树的，均属侵吞公社财产，必须如数吐出。肉被你吞进肚里，吐不出来吗？论斤付钱，吃多少付多少。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农民不愿被吊在树上打，只有老老实实付钱。
江苏扬州，向有「十里栽花」之誉，所谓「扬州芍药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记载。培育名花精品，犹如创作玉雕石刻，全凭花农手艺，如今花也入到公社里去共产，手艺人就不值钱了。公社只关心粮食产量的数字（因为上面向公社要数字），于是芍药园一下刨平，改种粮食，花农代代相传，费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统统送进中药店，当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汤。至于桂花树，不管是多珍贵的品种，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烧大锅饭去了。还有盆栽白兰花，本来也是花农的，一共了产，花农就永远丧失了支配权，任由大权在握公社官员处置。所以名曰「共产」，其实只是农民交出自己的财产让人糟蹋而已。
农民的住房虽然仍为个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损共产主义光辉，与新乐园太不相称，于是河北徐水县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了三万多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去二十多个师生，帮助他们设计新房，但谁也拿不出建筑材料来，结果画饼充不了饥，许多农民一整个冬天没有房子住。
对于这种共产行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击：「『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杨说的「毁灭文明」有例为证：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分地主家的财产，什么都按人头分，有的村子地主家里只有一匹布，也得分，于是每人分得几寸宽的布条，什么用处也没有，大家只落得个空欢喜。杨还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化子还要穷，因为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
一九五八年的共产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绝望的农民杀几头猪、砍几棵树以外，就排山倒海地推行下去了。当时，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每天在全国范围推波助澜，为那些疯狂的行为喝彩、助阵。这份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安徽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合作」，宣传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的「供给制」，又介绍河南的粮食免费外加工资的「半供给制」。
上级命令急如星火，大小报刊火上加油，偌大一个中国，竟在一个月内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云南省由于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十三个跨越国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时入了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仅占百分之十。但大跃进一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各边疆民族无一例外地统统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国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样，连在天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行动军事化」，这是一九五八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而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公社社员，恰如一个国家突然卷入战争，一个紧急动令就将全体平民变成士兵一样。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在九月中旬对陪同他南下视察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说：从一九四九年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按照毛的设想，生产互助组并成生产合作社，小社并成大社，大社并成人民公社，规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迹就越少，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他预计人民公社的建立将会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跃进，迅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人民公社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整个地球一统于共产社会；共产主义又是最后的，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去置换它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产主义的雏形」，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毛为此感到高兴是有根据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将毛泽东预言的「万年幸福」带给中国人民。从一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间，几亿农民生活在空前束缚人的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最无生气、最无希望的时期。敲钟出工，敲钟回家。没有钟的，代以队长的口哨，或挂在村头树上的一块铁板。公社制度，将社员的积极性扼杀殆尽，使他们贫困到了极点。
我们不妨费点笔墨，将毛泽东去世前后，即人民公社制度实施近二十年后，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记录一二。
对中共革命贡献最大湖北省红安县（原先叫黄安县，共产党将黄改为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二百二十三个将军（中共五、六十年代共授一千六百一十三个将军衔，差不多每七个将军中就有一个红安县人）和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人民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穷。仅一九七五年的几个月之中，便发生了好几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体自杀的事件。譬如一位父亲在一九四六年为中共打仗牺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干活，到年底分红，一共才得到六元钱，只够买半件衬衫。她到县城去，告诉早先为她保留一件她心爱的衬衫的售货员，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换上一身最破的衣裳，与另外四位姑娘一起走进村外的水库，一步一步让水淹没了自己。五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
中共红安县委负责人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他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周恩来夫人闻说此事，愤怒地说：「说这话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全国各地金寨籍的军以上干部有四百多人，授衔将军的虽不如红安多，却也有一百多名。有名的战将如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县老乡。该县「物产是丰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还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区穷得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有的一家几口人合盖一条破被．．．．许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泪下，深感愧对了老区人民。」（注１４：《了望》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将李志民，回家乡湖南浏阳调查后，发现人民贫穷如昨，十分痛心。他于一九八四年给中央写报告：「回想当年敌人摧残根据地时，我们曾鼓励群众：『烧了茅屋不要紧，革命胜利盖高楼！』现在，革命胜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据地『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的情形应该改变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区为中共打天下尽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丰衣足食」沦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另一个场合，当他听到甘肃、宁夏部份地区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后，也流著眼泪说：「解放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人民依然如此贫困，我们问心有愧。」
山东广饶县，一九二四年中共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仅余一册完整，珍藏在这里。所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就宣布该县为「共产主义试点」。十几年试下来，广饶县因外出讨饭的人多而出了名。东起青岛，西至济南，无人不知广饶净出要饭的。那讨饭队伍还有一大特色，谁都有一张本村党支部开具的证明，作为讨饭身份的「介绍信」。
这里说的是「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被毛泽东批为对社会主义合作化「不起劲」的老革命□据地农民的状况。为中共打天下的队伍，兵员主要来自这些地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众多的将军身后，躺著不知多少农家子弟的尸骨。仅红安一个县就为中共的革命献出十四万条生命。那里的农民帮毛泽东打下了江山，毛却把他们赶进了「人民公社」的笼子。「人民公社」实施二十年中的痛苦经历证明那里的农民当初对合作化不起劲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他们只是消极地「不起劲」，而没有奋力抵制公社制度，任这个祸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全国流行著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苗族民歌《桂花开放幸福来》：「毛主席好比太阳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树林。」「山前山后的桂花开，苗家从苦难中走出来。」「毛主席带了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却是谎言。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气的林区，素有「杉木之乡」之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长期短缺的中国，那里的苗族、侗族、汉族人民是不该为温饱发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把那十来个县搞得一片萧条。「一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外出逃荒要饭。」（注１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祖先留给他们，如今归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够他们削一根讨饭用的打狗棍！年复一年，他们在南方的凄风苦雨中跋涉，从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仅贵州的苗族人民没走出苦难，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没有见到幸福。湘西凤凰县有个苗人居住的区，到了一九八○年，全区仍然没有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手表。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变成了「均贫」。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也并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宁夏同心县，百分之八十为回族，一九七三年的人均收作仅七点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本族普通农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去买盐巴过年用．．．．」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到海南岛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当兵。他这样记述在五年间亲眼所见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还是以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劳苦躬耕，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在这里屡见不鲜．．．．传说这里的黎胞常吃沤烂的小青蛙、四脚蛇之事，实实在在是真的。」（注１６：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学生退了学。热心的老师走了八十里路赶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员家庭中，「爸爸生病卧床，母亲鸡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锅稀饭，摆好一碗盐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来。小弟弟小妹妹们哪个起床，饿了，自个盛一碗稀饭吃。到了晚上，稀饭光了，妈妈也该回家了．．．．」那位身为兄长的中学生无粮可带到学去，书也就读不下去了。
据说，一九八三年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后，回北京时路过海南岛稍事停留，这位当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海南隶属广东省）十分感慨地说：「访问非洲十国之前，我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
从海南岛向北走，跨越整个中国来到北疆，便是内蒙古。一九七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中共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到了卓资县的一个村庄，发现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讨饭还没回乡。按农村传统，即使在外谋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赶回家乡，何况是讨饭。如果他们能从家乡的人民公社那里讨得一点粮食，决不会流落不归。周惠当即指示当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给社员。社员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一小块田，将它称为「救命田」。说是救命，一点不夸张，从此他们就不用外出讨饭了。不过，中共修正毛泽东公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