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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地上集合；并通知三十二师师长龚时英自行选择突围的方向；至于一三九师因已无法联系索性由他们去吧。九十六师和工兵团集合完毕后；邓军林、魏珍以及其他指挥部人员在特务营的保护下；跟随刘志道师长率领的师直属队和二八六团一起向西跑。刚出陈官庄；就发现人喊马嘶；枪声四起；流弹风一样从头顶或身边掠过。魏参谋长建议投降；其余的人不吭声；邓军林十分恼怒：“你们怕死！要投降你们去；我不阻拦；我不投降！”于是；只好继续往西跑。跑着跑着；前面的路被汽车和乱兵堵塞无法通行；后面解放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部队一下子溃散了。九十六师特务连冲出一条血路；掩护邓军林带着几十名卫兵冲了过去。但是；又一道封锁线横在了眼前。邓军林意识到他们已被盯上了。盯上他们的是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战士陆尤富和李振亚看准了一名很胖的军官猛追；那个军官先扔下了一支汤姆枪；接着又扔下了一支左轮手枪；陆尤富没捡枪还是追。胖军官最后跑不动了；喊：“我没枪啦！我没枪啦！我是个上士；优待啊！优待啊！”陆尤富把这个胖军官交给李振亚；继续去追其他的俘虏。胖军官掏出一个小布包对李振亚说：“这是金戒指；你要吗？”李振亚摇摇头。胖军官一会儿说自己是上士；一会儿说自己是特务长；还不断地在俘虏群中打听谁是广东老乡。负责审查俘虏的副指导员李德的从他的皮夹子里找到一张名片；李德大声地念起来：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兼第一快速纵队司令邓军林。胖军官说：“这就是我。”
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从四面围攻陈官庄的动作猛烈而坚决；冲在最前面的是十纵八十三团。这个团的二营和三营在团政治委员孙乐洵和副团长孙成才的率领下；午夜时分冲到陈官庄外围敌人用大卡车和坦克组成的环形围墙前。他们从一名国民党军军官口中得知杜聿明要逃跑；立即向纵队请示允许他们发动攻击。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命令是：不顾孤军深入；不顾伤亡；坚决冲进去！两个营的攻击突然开始；不少国民党军官兵为躲避炮弹和寒风还躺在大卡车和坦克的下面；二营长曹文章奉命指挥四连攻东门；五连攻东南面的小高地；六连攻东北角；三营长朱福修奉命率七连攻击正北的汽车坦克围墙。战斗在夜色中进行；二营六连和三营七连的攻击受到敌人的猛烈抵抗；朱福修指挥七连成功地炸毁一座暗堡之后；终于突破了钢铁的围墙；后续部队冲进陈官庄。朱福修营长想找个地方当他的营指挥所；七连副连长皮俊生说；前面有个地下室正合适。朱营长带人举着蜡烛走了进去；微弱的烛光下；眼前的情景令官兵们十分惊讶：大约十五平方米的长方形地下室；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中间的一张长方形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饼干、牛肉干和大饼等物品；一条黄绿色的皮马裤旁边；有一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伞包；上写着“杜聿明亲收”的字样；角落里遗落着一只印章盒；扁形皮面；四边镀铬；里面有一枚长方形的石质印章；上面的篆文是“杜聿明”三个字。
朱福修营长喊：“快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把杜聿明捉到！”
十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卫生处驻地；一位老乡在村头发现田里有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这些人见到有人来了都趴了下去；其中的一个人走过来；问村子里有没有军队。老乡说；这方圆百十里都住着解放军。于是；那人把一枚金戒指塞到老乡手里；嘱咐老乡不要告诉别人看见了他们。老乡拿着金戒指很快就报告了十一师卫生处；卫生处通信员樊正国立即和小崔前去查看；那十几个人还在田野里。
小樊跳上一个坟包；发问：“哪一部分的？”
“你是哪一部分的？”他们反问。
“我们是十一师；你们是哪一部分？〃
“我们是十一师送俘虏下来的。”
小樊机警地端起枪来；喝令：“不许动！你们说说十一师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们是刚从后方来的；不知道师长叫什么。”
小樊立刻命令他们：“举起手来！向前走三十步！”同时嚷着吩咐小崔：“通知二排上去从侧面警戒！”
这十几个蒋军带着的都是汤姆枪、卡宾枪和快慢枪；然而他们摸不到究竟；就在我们两个小通信员面前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查问的结果；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的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军服的高个儿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八九个是当兵的；都穿着和普通士兵不一样的美式军装。
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负责后方勤务指挥的陈茂辉主任审查了这几个俘虏。陈主任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递了过去；“军需处长”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一盒美国香烟；埋头抽起来。
“你是哪一个单位的？”我开始问他。
“十三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姓什么？”
“我叫高文明。”
我笑了笑；说：“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吧！”
想不到这么一个问题就难倒了他。他到口袋里掏笔；一伸手；就露出了一段雪白的胳膊；手腕上戴着一只高等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掏出来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
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啊！”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我说：“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官小官；一律优待；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好半天；他一声不吭。
我又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歼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他一听见黄维的名字；立刻怔了一下；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的；两三天内就可以见到。”
“军需处长”要求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一位解放军干部对自称是《徐州日报》记者的副官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然后；将“军需处长”和自称是汽车司机的兵单独带走了。杜聿明后来回忆；他们被带过第十三兵团的俘虏群；见到那里面有许多部下；他“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觉得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感到解放军已怀疑他了——“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得很严。这时；‘战犯’这个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国印（杜聿明的司机）见我心神不定；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抬到卫生处抢救；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二天；陈茂辉主任又来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军需处长”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华东野战军四纵将敌“军需处长”押送到野战军总部的时候；得到收条一张：
收到
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十一日十时
参四科（盖章）
参四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负责收容国民党军重要战俘。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
一九五七年；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周恩来总理托人前往美国祝贺；并带去了杜聿明给女儿女婿的一封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两年后的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通知书下达；五十五岁的杜聿明被特赦。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一九六三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离开美国回国与丈夫团聚。一九八一年五月；杜聿明病重入协和医院；女儿杜致礼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她抱住病床上的父亲时；已经昏迷多日的杜聿明竟然热泪长流。七日；杜聿明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李弥是个谜。
从陈庄第五军军部出来之后；李弥凭借指北针找到了第九军三师师部。他给还坚守在周楼村阵地上九团团长甫青云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守得住”；甫团长说可以；于是李弥决定去九团；“免得被乱枪打死”。跑到九团团部后；李弥对三师师长周藩说：“南京老头子他们正在想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出去。”周藩说：“没吃没喝；怎么能守得住？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凌晨的时候；周楼阵地遭到猛攻；解放军官兵冲进来三十多人；但在守军的抵抗下全部阵亡在阵地前沿。李弥说：“很好；就这样守！”但是；华东野战军对周楼村的炮击开始了；炮兵营长被炸掉一只手；村后阵地上的几百名官兵被打散。周藩决定投降。李弥同意“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以便“拖到天黑；我们就溜掉”。条子送出去之后；十日中午时分；被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俘虏的第九军一六六师师长肖朝伍让他的副官带进来一封劝降信。李弥看了信之后；让那个副官先回去；但那个副官出去不久又回来了；又带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要你们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点收；否则就要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
解放战争（Ⅱ）字数：2866字号：大 中 小 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吧！”他同时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报到。第九团代团长甫青云是他的小同乡；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人。我故意说：“那就叫甫青云出去报到吧！”甫青云听说叫他去报到；也放声大哭说：“我不能去呀！”我说：“好吧；不用哭了！我去就是了；你们放心吧！”李弥说：“还太早；现在才三点钟；再等一会才好。”我说：“好吧！”他叫甫青云给他找士兵的棉大衣和胶鞋；而且说要负过伤的大衣更好。我知道他是要化装伤兵混出去；到黑夜逃跑。不久；大衣和胶鞋都拿来；他和两个副司令官及团长都化了装；把脱下来的皮鞋拿出去给士兵穿。接着第九军的参谋长顾隆筠也来催降；他一到门口；见我就说：“你快去吧；他们对我们很客气；不要顾虑；没有什么关系。”进门后；他对李弥说：“啊；司令官也在这里。”同时向他一鞠躬。李弥说：“是呀；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他连连点头。李弥又眼泪汪汪地说：“你们去吧；如果我能出去；我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放心吧！”他还哀求顾隆筠和跟我同去报到的参谋长张炳琪、军部军需主任周济等不要揭露他；让他逃出去。顾隆筠只报以同声相哭。约十六时；我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礼节向司令官、副司令官各行一鞠躬告别；并说：“再见！”
周藩带领国民党军第九军三师残部投降的同时；已经化装成伤兵的李弥因被俘混杂在一个俘虏群里。这个俘虏群由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负责押送——“为了集中力量歼灭更多的敌人；我们抽不出更多的部队和时间押送清理俘虏；只派了纵队警卫营的一个连将两千名俘虏押送到临沂野战军政治部收容所。途中跑了几十个人；后经查明；逃跑的人中；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是化装逃跑的。”李弥一路逃亡；先到徐州；再到济南；又经青岛南下。蒋介石召见了他；让他担任重新组建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重新组建的第八军军长。几个月后；他率部在中国的西南一角抵抗；最后被打出国境逃到缅甸境内。一九七三年他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一岁。
李弥得以逃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战场的混乱。
《大众日报》记者目睹了淮海战役临近尾声时的战场：
十日拂晓；记者由鲁楼进入这最后全歼十余万蒋匪的大战场；十数路漫长的俘虏行列已在晨雾中押下来；行列的先头已隐没在五六里外的村落里；后尾却还在战场的中心集合地未动；零散的敌官兵又不时从各个角落奔出来自动加入到行列中；有数路俘虏队伍并没有解放军看押；他们也自动地朝着大队俘虏的方向走；并不时地问走过的解放军同志：“官长；到俘虏营走哪条路？”……记者跨过鲁楼河向陈官庄走去；四野没有一棵麦苗；也没有树木。在庄东的临时飞机场上还停放着一架被击毁的小型飞机；同时上空三架蒋匪运输机仍在投掷着弹药和大米。匪二兵团驻地陈官庄和匪五军驻地陈庄周围排列着数不清的各式车辆：十轮卡、大小吉普、水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