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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
第一章 巴黎的冬天
2003年，巴黎，车被盗
巴黎，一个平常的冬日早晨。
不到9点我已经赶到区警局了，等着为被偷的车报案。流感、假日加上法定缩减工时，搞得本来人手就不够的警队乱糟糟的。索尼娅——这位负责接待我的年轻女警是个新面孔——
不得不同时兼顾着接待、电话总机和接受报案的活儿。一个看来老资格的女警呆在旁边，在自认为必要的时候指点着她。
索尼娅的面容显得开朗活泼，还挺聪明的。她拿过我的身份证件，向我笑笑，和善地请我坐到毗邻的小间里。老女警立刻接过话去，告诉她不能这样处理，说应该更仔细地检查证件，并通过中心数据库来确认没有疑点——看证件是我本人的还是偷来的。
为这，索尼娅得到楼中央的办公室去上另一台电脑，因为只有那台机能做查询。可这接待室和总机也得有人看管，至少十分钟的时间里离不开，她只好用了查问卡片库的法子。到该向保险公司和车辆提领处做补充核实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来了：我是地中海沿岸的人，可接待室的电话只能拨巴黎地区。她得到另一间办公室去打长途。
索尼娅采用了最省事的办法：她决定不再理会什么查证了。我们坐进一个小间，她开始记录我的陈词。无意识地，我盯着她电脑背面的那些连接线看，它们正对着我。我注意到电脑没有联网。我很惊奇地问：
“瞧，你没和局域网连通吗？”
“没有”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我瞥了一眼隔壁小间的电脑：也没有连。这样的话，这两台电脑录入的信息和数据库之间就是完全分离的，通过输入诸如登陆名一类的东西便能侵入。
记录我这份报案花了近一个小时，因为索尼娅老得中途停下，去打理电话和新的来访者。当我们终于弄完这些，进入打印和签字程序的时候，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接上打印机连接线，得先把旁边那台电脑的连接线拔掉。我禁不住想，一个解决问题的盒子也不过五欧元而已。眼下自然要等她的同事答应让我们。“读取文件的时候索尼娅不会弄砸了吧”，这念头让人惴惴不安。果不其然，她小心翼翼却白费劲，什么也没印出来。徒劳地努力了几次后，她试图用软盘把刚才录入的东西转到隔壁机器上去，还是不成。她居然准备重录一遍报案陈词，这可是再搭上半个小时的活儿。
我决定介入。我自作主张地从操作台另一端走了过去，着手运行他们那套录证程序。用过这台电脑的警察姓名及其编码一排排从我眼下滑过，此外还有报案人的名字、地址、电话想改动什么按一下键就够了。自然我什么也没做。我只不过找到录入和输出功能，然后示范他们怎么用。他们拒绝跟我学，害怕把资料搞丢或者弄混了。于是我把第一台电脑的打印连接重装一遍完事。
为这份耐心，我该好好感谢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平常的冬日早晨，在欧洲的法国巴黎，一个技术先进、人员完备的现代化警局里。七年前在叙利亚也不见得比这复杂，那时一切刚刚开了个头。
第二章 后遗症
难受。
就是一阵子微微的昏眩。
紧接着又是一阵。我感到自己被一股旋风击中。对这种症状我并不陌生。
我的眼睛受不了照在脸上和身上的强光。我只有一个念头，逃离！逃离这些毫无含义的图景和嘈杂，它们侵扰、折磨着我的脑子和我的神经。我聚集起气力和最后一点行动能力，想走出训练场，到旁边办公室去。外面的声音变远了我觉得渐渐和它们拉开距离随即被一个阴森冰冷的世界攫住，在那里我被迫面对过去的影子。我够不着身边的人，倏忽间他们在我眼前身影浅到不能再浅，模糊成一片。
一丝越来越尖利的哨鸣灌满我双耳，涨大，而后将其他所有声音淹过。白色的披风慢慢张开到最大。疼痛减轻，变成了极度无力。这样的景像缓缓被雪覆盖，四周的声音都屏息了，伪装的身形消失在厚厚的浓雾之中。
膝盖有点疼，石板地面的冰冷传到脸上，我很清楚自己是摔倒了。身体几乎没了知觉，刚有一点，也立刻在一次次袭来的昏迷中消散了。
突然，我的脑袋被阵阵剧痛捣动。我感到窒息。我试着挣脱，但呼吸困难，我痛得蜷成一团，绝望地吸着气。似乎没有什么能给我活命的氧气了。肺难受，心像被无数尖针扎中，头痛欲裂。剧痛延展到了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跳像是停了，随后又以从未有过的激烈重新搏动。我会活着还是死去？我感觉被一个螺旋裹住，它把我拖进了一个急速的、令人晕眩的坠落。恐惧向我袭来，又立刻被我驱赶。无论如何我要放松点，保持信心并强忍苦头。这种境况下，挣扎只会加重痛苦。
——你哪儿不舒服？
我勉强意识到这声音在向我发问。除了难以承受的痛，身上每一寸地方都别无感觉了。猛然间，痛苦达到顶点，心像在炸裂。在这平静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第二部分
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1）
1990年 7 月：法国南部。
音乐透过开着的窗户弥漫到巷子里。我呆在外面，聆听轻快的音符在灼热的空气里回响。我的未婚夫达尼埃尔正在朋友借给他的钢琴上练习。那一刻的好天气令人迷醉，我记得我把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尽情享受了好一阵子。抬头看看，碧蓝的天空溢满阳光，呼吸一下，旁边棚架上都是紫藤花开的气息，我真渴望能把这份和谐保存一辈子。存下这音乐，花香，
温暖，记忆。存下青春。存下无忧无虑的幸福。我很不情愿地从这心醉神迷中脱出身来，上楼回家。门掩着，看来达尼埃尔希望我不要打扰他。我进房悄悄坐下，痴迷地看着他，就像是在梦中。他完全被音乐所吸引，居然没有意识到我来了。
我们正筹划着移民以色列。法国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达尼埃尔的父母都过世了，他也没别的亲人。至于我，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她害怕生活的变化，执意不肯离开。
我们有个朋友，叫马克思。科恩的，早两年就打定主意去以色列上学，这是他在参加了一次招收移民“新闻发布会”之后做的决定，这类集会数不胜数。他的学历没有得到负责人的青睐，他们正为手里握着大把的高中毕业生而忧心忡忡。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上了一所名叫 〃yeshiva〃 的教会学校——他评价这地方 〃轻松自在〃 ，但怎么说也是宗教性质的。
“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犹太法典和摩西五经的课程，不过对自由而言，这代价一点都不高”。
他高高兴兴地挥舞着一本小册子，给我们看即将属于他的“没有中央监视器”的卧室，还有万万不能少的篮球场。至于其他的，什么无边圆帽，黑色衣服，白袍祷告以及法典研习，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了。
我和达尼埃尔商量好，由他先去圣地看看情况。按规定他得入伍服役，这样一来，我便有时间先完成在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学业，然后再找他去。就这么着，我的音乐家在 1990 年初夏移民回国并开始服役。
1990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站在萨达姆一边
战争也在此时爆发并不令人有多么吃惊。运气问题。
达尼埃尔死于 1991 年 9 月 9 日。一个刚服完首期预备役的以色列少年，把整夹 M16步枪子弹都打到了他身上。一桩蠢事，一件恐慌之下发生的事故。这类事情时有发生，据统计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在他下葬的那天，我也埋葬了自己对将来的计划。我随便找了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心一意赚钱生活，照顾母亲。母亲很开心，如她所愿我们留在了法国。工程师这职位不错。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我在车里放上以色列音乐，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但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窒息。那个梦想重新回来敲门了，在清晨的风里，在市场货摊上熟透的水果和照向干裂地面的阳光里，都透着它的味道。于是我以短期旅行的形式，重新开始办理去“圣地”的手续。我认为迟早能说服母亲跟我走。而在她看来，我这次旅行更像是日益明显的离弃。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裂痕变深了。她很难过，因为她发觉不再有力量给予我最大的幸福。
母亲日渐显出疲惫，但拒绝去看病。我白天工作，晚上也几乎见不着她的面。我通常深夜才回家。对母亲的病情发展我没有引起重视，直到那天她发了高烧。我没去上班留下陪她。烧一直不退。等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已是淋巴癌晚期。三个小时后，她去了。
我陪着母亲到最后一刻。灰色的发卷散落在她脸上，我不停地摩挲着它们，为她哼唱那首赞美诗： 〃它们垂到脸上，就像加拉德。山上的羊群，〃 而她微微笑着！这些场景，连同这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连同她肿胀的脸上每一块青痕，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晚，我最后看了她一眼，安详，平和。看到她不再有痛苦，这给了我些许安慰。我感觉不到母亲的存在了，她身子轻飘飘地一动不动，我明白她是真的离我而去了。
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2）
母亲的走令我茫然，我没了继续留在此地生活和工作的理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是痛苦不堪的孤独，又有完全自由后的兴奋。
我也该动身了。
1993年 11 月间，“回到”以色列的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迷人的记忆。我的目光越过飞
机舷窗落到这片“圣地”，它是被人如此热爱，如此渴望又如此充满理想色彩。它布满点点灯火，被幽暗的海洋包裹在中间。在漫长的飞行之后，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最终伴着降落同时来临，落向这个美好的地方，落向我。大巴上面，“公共”告示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不准吸烟，不准和司机交谈，不准吃带核食物棕榈树在晚风里摇曳。一面面以色列国旗像是专门在那儿反复向我证实：“你没有做梦，这回是真的！”Eretz Israel；〃以色列圣地〃 。或者，就像这里所称呼的， HaAretz ： “祖国〃 。
一进机场大厅节奏就紧张起来。有三条通道供选择：“以色列公民”，“移民”，还有“其他”。我深夜到达，可是所有人都在热情欢迎我。我说的希伯来语显得年代久远，不好懂。不过我是跟磁带学的而他们说的，我也觉得有不少糟糕的语法错误。很快就找到了暂时的解决办法：多数时候说英语，夹杂一点简单的希伯来语。一些年轻士兵，有男有女，正忙着办理手续和进行安检。我察觉到一个女兵在“测试”我，她轻轻把我推到后面但又尽量不做得那么明显，意思要我别走得那么快。我明白过来并配合了一下。欢迎来到中东。
走出机场，我便触摸到了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社会。不断有出租车按着喇叭擦身而过，有行人在高声打招呼。一辆警车停在路旁，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老大，三个半大不大的小伙子正兴高采烈地在车里你推我搡。
我差点没赶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最后一班222 路公车。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样子有点紧张。我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是年轻而且讨人喜欢。我的箱子把过道给挡住了，不过车上没什么人所以司机也没说什么。开过几站后，一个新上车的乘客走过来教训我：行李应该放到储藏格里去。他是对的可惜说晚了点，箱子这么沉，如果司机不愿停车帮我安顿，我也无能为力。我无奈地耸耸肩。这人又过去找司机，司机任他讲了一大通，最后很生硬地说了句什么便结束了这次争论，可惜我没听懂。我是最后下车的。司机确认我没有弄错目的地，这才帮我把行李拿下去，然后两眼炯炯地看着我，很郑重地道别。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一点留恋
车站在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周围都是豪华酒店。虽说车来车往，我还是能在夜色中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被挟着咸味的风带来的：大海。
“你就在那，”我寻思，“你肯定在那，老兄”
我是地中海边长大的孩子，虽然到处游历也见过各种各样的河流，却始终只有大海以他永远野性的殷勤来接纳我。在它身边我就像在家里一样。
循着海的气息，我用不着搞明白那些交通信号灯就径直穿过了两条马路。我一眼便看到海浪，无边无际的暗影扑打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