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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时，听到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一回头，看见是克德罗夫。他急匆匆地赶上我。白天他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约我见面，但我太忙，没机会与他交谈。现在。克德罗夫追上我后，便向我说，他想与我商量一件很棘手的私事。他认为要商量这件事只能找我，而不能找任何其他人。
事情是这样的。他父母有个朋友。姓伊利英。是个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早在革命前，老克德罗夫夫妇就与伊利英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结成了朋友。过去，伊利英和妻子经常到克德罗夫家喝茶聊天。“前天，也就是星期六，他们还来过我家”，克德罗夫紧张不安地说道。“可昨天他们都被捕了”他望着我，心慌意乱，好象一个癔病患者，在等候医生诊断。
他接着又问道：“您怎么看。我父亲是否该给中央写一份书面报告？我父亲说，他有义务告诉党，说伊利英夫妇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老朋友，如今还经常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聊天。”
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到惊奇。那些日子里已经形成一个规矩：“每一个党员在得知自己熟悉的人被捕后，必须不等上级传唤就主动去党的监察委员会交待与被捕者的关系。这样做，才能证明被捕者的朋友对党毫无隐瞒，而且对党忠心耿耿。”
这种主动交待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规定的“慈善礼拜”。在慈善礼拜日里，每一个教徒都可以自愿到宗教裁判所去忏悔自己的异端邪念和与异教徒的来往而不会受到惩罚。显而易见，斯大林的新式宗教裁判所里的判官们，跟他们中世纪的老祖宗一样，可以经常从这一仪式中获益，收集到那些已遭迫害的人的黑材料，并发现新出现的异端源。
克德罗夫忐忑不安地等着我的回答。
“您父亲大概没同伊利英夫妇进行过任何反党的谈话吧？”我戒备地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克德多夫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那我认为他不必写什么报告”我说．“伊利英夫妇还没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说，党还是信任他们的。为什么您父母就不应该信任呢？是这回事吧？”
“我非常高兴您有如此高见”克德罗夫故作欣喜地感叹道。“真的，他们不仅同我们，而且还同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利奇一起喝过茶哩。列宁在世时，他们跟列宁也曾一块进过餐！”
第五章 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吗？
案件审讯工作进展之慢，远远超乎斯大林的预料。内务部的头头们知道，即使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也不能保证马上就能奏效。要磨垮犯人的斗志，往往只有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疲惫不堪之后才能成功，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斯大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加快审讯速度。叶若夫和亚果达开始彻夜巡视审讯室。他们常常在夜里一时至凌晨五时这段时间里突然出现。他们在每一个审讯室里都要待上大约十五分钟，一声不响地观察审讯员的“工作”。这些夜间巡视，弄得审讯人员们无法安宁，神经始终处于紧张、亢奋的状态之中，迫使他们加倍努力地通宵审问，日以继夜地对犯人进行“加工”。
第一次多少有点意义的进展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个月里有十五个犯人“坦白交待”，其中有将近十个是由莫尔恰诺夫手下的秘密政工局里的工作人员审出来的。这使他找到了理由去指责那些从他局调到他手下的审讯员。他说那些人整夜地和受审人清坐，既没干劲，又不果断。在一次例会上，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夜间巡视时，他碰到从特务局调来的审讯员D 某正伏在桌上睡觉。当时是深夜三时，受审人坐在D某对面，也在打盹。这是严重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很可能给D某带来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犯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越狱而逃。莫尔恰诺夫严厉地批评了D某那样的审讯员，同时不断地表扬本局的工作人员。
其实，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原因很简单。
审讯员D 某是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但在使用讹诈和心理摧残等手段方面缺乏经验。起初．他还默默地听莫尔恰诺夫讲，对他的话不理睬，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起身声明道，在特务局里他成功地审讯过许多案子，而且那些案子的重要性也不亚于莫尔格诺夫的审讯员所审理的案子。况且，全体到会的人都明白莫尔恰诺夫的审讯员取得成功的真实原因。
莫尔恰诺夫被触到了痛处。他问D某这些话是在暗示什么。D某回答道。“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供诉都是你的审讯员弄到的，这没什么了不起，要知道。整个审讯大权掌握在你们局手中，您的人可以挑选那些有子女的犯人来审而交给我们的，都没子女。除此之外，您的人总是先将犯人初审一遍，如果他认罪，就把他留下，如果他顽抗，就交给我们处理”。
这是事实。尽管莫尔格诺夫很不愿意承认。他极力想巴结上司和让手下的干部争光，就按D某刚才说的那样，先就把犯人分类。但D某的话还包含更为深刻的潜台词：老党员的子女可以被审讯人员当作人质，仅此一点就能使最坚强的人屈服。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虽然愿为理想献身，但不愿踩着自己儿女的尸体去死，于是就在暴力下屈服了。
气急败坏的莫东恰诺夫指责D 某企图用污蔑其他工作人员的方法来为自己辩解。他解除了D某的工作。并给人民委员亚果达打了报告，建议将D某关进索洛维茨集中营。因为D某工作不负责任，竟在执行任务时睡大觉。
D某的顶头上司马克·加伊，在亚果达面前为他求情，才使D某免了进集中营之苦。不过，要摆脱D某毕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被眨职，调出莫斯科到外省去了。
同时，日以继夜的工作、神经紧张和睡眠不足。使审讯人员们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他们的劲头越来越小，只有靠上司的强迫，特别是夜间巡视来维持工作。尽管这样，夜间审讯的人也经常闹笑话。
有一个审讯员，以前是个工人，由于实在抵不住通宵达旦的审讯，干脆就随身揣着一瓶伏特加酒。每当斗不过瞌睡虫时，他就拿出酒瓶来呷一日、头几夜还奏效。但有一次，象人们常说的、他多灌了几口活该他倒霉，那天夜里出来巡视的。恰恰是亚果达本人和助手阿格拉诺夫。他们掀开审讯室的门后，映入眼帘的居然是这样一个情景；审讯员坐在桌子上，可怜巴巴地高声嚷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受审人站在他身旁，象父亲一边拍着他的肩头，尽力宽慰他。
奥利别尔格按照莫尔恰诺夫的指令，“供”出了一批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恐怖分子，说他们准备在“五·－”节游行时，用手枪射杀斯大林。这场闹剧的编导者感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凡是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绝不会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谋杀手段上。要知道，学生们随游行队伍行进时，距离政治局委员们所站的列宁墓很远。要在行进中用手枪从远处击中斯大林，可以说是毫无希望。如果恐怖分子有使用炸弹的意图，那倒还说得过去。而且从“民意党”时代起，炸弹就成了俄国“杀君者”的传统武器。逮捕化学教员涅利多夫的意图，就是为了污蔑他在高尔基市师范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为恐怖分子制造炸弹。
亚果达和叶若夫很欣赏这一设想。他们派了一个行动小组到高尔基市去。小组负责人是内务部行动局副局长沃洛维奇。任务是搜查师范学院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室，找到能证实这一设想的物证。亚果达认为，在大学的实验室器，定有某些用于科研的爆炸性物质。只要他们，发现那种物质，侦讯人员就马上强迫涅利多夫及其同事在受审时供认所找到的炸药是托派分子的，而且是用来制造炸弹以。
沃洛维奇的行动小组在高尔基市住了六、七天。好卖弄本事的沃洛维奇回来后，就把各局局长和副局长请到莫尔恰诺夫的办公室。诉他讲此行所得到的惊人收获。
沃洛维奇首先出示在搜查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实验室时所没收的炸弹。他将半打直径大约三英寸的空心铁球放到了上。铁球已经生锈，很不起眼。
沃洛维奇脸上挂着狡黠的冷笑，说这是托派分子暗藏的炸弹壳。接着，他又大声朗读了几份他在高尔基市炮制的官方证明。其中一份证明足以证实这些炸弹外壳埋在师范学院物理实验室内的沙子里，搜查时才发现，而实验室的设备清单中没有注明有这些空心铁球。沃洛索奇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证明，铁球不属实验室所有，而是恐怖分子将这些空心铁球带入学院藏起来，是为了以后制造炸弹之用。
沃洛维奇还恬不如耻地夸耀说“有个实验员还说什么这些弹壳属于实验室，是以前做物理试验时用过的。我马上抓住他问：‘是真的吗！看来。您对这些弹壳还有所了解罗？再给我仔细看看，然后告诉我。是不是原来那些！’小伙子吓得直发抖，赶紧说他认错了，他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弹壳”。
沃洛维奇还读了一份由当地驻军某专家作的正式鉴定。结论肯定了这些铁球的炸弹外壳，一旦装上炸药，就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莫尔恰诺夫及其助手们喜形于色，纷纷赞扬沃洛维奇能如此巧妙地将分明是属于物理实验室设备的无害的金属球变成了可怕的“炸弹壳”。沃洛维奇也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他在会上宣读的证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铁球本身却毫无价值，任何人只要瞟上一眼，马上就会明白沃洛维奇是个大骗子。
边防部队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从桌上拿起一个铁球，仔细端详了一阵，脸上露出轻蔑的讥笑，对沃洛维奇说道：
“如果您需要炸弹壳，您可以来找我嘛。我可以给您一些真货。我那里什么样的手榴弹都有，德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只要您想要，而您搞来的这些玩艺儿，根本不能用去做炸弹。任何一个稍微懂行的人。都会对您说出与我同样的话。”
这出戏演完后，那些热衷于“炸弹说法”的人，马上就失去了热情。而且，那个按计划将扮演炸弹制造者角色的涅利多夫，也一再拒绝在假供诉上签字。不过，审判的组织者们一时还难以彻底摒弃这个设想。在高尔基市师范学院进行的搜查报告，以及沃洛维奇带回来的其他材料。都一并归入了案卷。据我的记忆，国家公诉人在法庭上并没出示过这些金属球，也没要求法官们提起有关炸弹的说法。
第六章 佐罗赫·弗里德曼一青史无名的英雄
在被瓦连京·奥利别尔格诬陷的人中，有一个他在立陶宛时就已结识了的老朋友——佐罗赫·弗里德曼，他没有同其他被告一块被送上被告席，也没有作为证人出庭、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正式速记记录中、提到他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笔：
维辛斯基：关于弗里德曼您知这些什么？
奥利别尔格。弗里德曼是一个被派往苏联的柏林托派组织的成员。
维辛斯基。您知道他与德国警察局有联系吗？
奥利别尔格：我听说过。
仅仅通过这几句好象顺口说出的话，当然没人能了解这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尽管刑讯机关对他施加的压力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仍不愿丧失做人的尊严，拒绝用讨好迫害者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六年，佐罗赫·弗里德曼二十九岁。他个子很高，是个出生在小城镇的典型的犹太青年。火红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他虔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少年时代就投入了革命运动，后来又加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但过了不久，他就被迫逃往德国，以躲避警察的追捕。在德国，弗里德曼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希特勒上台后，他不得不离开德国，并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一样，“幸运地”在苏联找到了避难所。一九三三年三月，他与奥利别尔格同车到了莫斯科。
一九三五年，佐罗赫·弗里德曼突然被捕。指控他的罪名是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发牢骚，说什么苏联政府对工人的剥削比资本家还厉害。告密者很可能就是奥利别尔格。特别委员会对弗里德曼做了个缺席判决、因进行反革命宣传，判处弗里德曼在索洛维茨集中营服刑十年。
一九三六年到了。内务部的头头们在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托一季联合总部”案件挑候选人时，注意到了弗里德曼是奥利别尔格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