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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到了。内务部的头头们在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托一季联合总部”案件挑候选人时，注意到了弗里德曼是奥利别尔格的朋友并与后者一同来到苏联这一事实，便产生了把弗里德曼说成是托洛茨基亲自派到苏联来的恐怖分子的想法。另外，把弗里德曼塞进“联合总部”还有一个重实原因，即他已身陷囹圄。还有十年的刑期。所以内务部认为，完全处于“机关”控制之下的弗里德曼为了减刑，一定会同意在审判闹剧里扮演指定给他的角色。弗里德曼从索洛维茨被提到莫斯科后，就被送到内务部，由外事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加工”。
出人意表的是，索洛维茨集中营的生活非但没有令弗里德曼屈服，反而把他锻炼得更坚强。他断然拒绝扮演反革命和恐怖分子的角色。威胁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许诺他又不相信。弗里德曼对别尔曼说，他已经糊涂过一次，相信了内务部审讯员的许诺：害得自己现在不得不付出十年监禁的代价。
据弗里德曼本人讲。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他被捕之后，内务部侦讯员波列斯拉夫一卢特科夫斯基告诉他，如果他拒绝认罪。他就会被发配到集中营，如果他认罪并存心悔过；就会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苏联。卢特科夫斯基装出一副同情弗里德曼的样子，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态度规劝他在供词上签字，然后作为被驱逐者回到立陶宛去。可事实上，他却背着十年徒刑进了索洛维茨集中营。
在索洛维获集中营里，弗里德曼经常看到大批大批与他本人一样的无事者被送进来。从他们的谈话中，他了解到一些内务部侦讯人员所惯用的方法和手段。
因此，现在站在别尔曼面前的他。已不是一个天真的小毛头，而是一个见惯世面的强硬对手。他因自己的痛苦教训和索洛维茨集中营里其他同志的经验而变得聪明多了。他象一个挑战者，因答问题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为了摧残他的意志，别尔曼命令一个审讯小组对他进行昼夜不停的审讯。这组人把全部手段都使了出来，许诺、威胁、心理压迫、精神摧残。然而，弗里德曼被送回别尔曼时，仍很过去一样，坚决不屈服。别尔曼试图却用人所固有的求生欲，但仍没成功。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几乎要打作一团的地步。有一次，这种冲突又出现了。弗里德曼冲着别尔曼的面孔吼道：
“您只会滥抓无辜，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您干吗不去抓真正的盖世太保持务呢？您没那个本事，您不知道怎样才抓得住他们！”
弗里德曼把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清楚，“您不知道怎样才抓得住他们！”同时，他嘲弄地把食指伸到别尔曼面前晃来晃去。别尔曼认定，弗里德曼这是存心要找他打架，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尽最避免单独对他进行审讯。
有一次，别尔曼当着我的面又讲了他与弗里德曼的另一次冲突。别尔曼通常是不骂人的，但在这次冲突中、他竟然把所记得的骂人话统统发泄到了受审人身上。可是弗里德曼却藐视地将他从头打量到脚，谐谑地说道。“可怜的知识分子。你连骂人都还不会，听着，学学吧！”说罢，弗里德曼就狠狠地骂开了。他骂得那样大声，那样下流，在莫斯科根本就别想听到。这些骂人活，他早在索洛维茨听惯了，学会了。那里的囚犯们经常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和绝望发泄在这种骂声之中。
弗里德曼的杰傲不驯，很快就在侦讯人员和内务部头头们中间传开了。这些人开始经常光顾别尔曼的审讯室，目的就是为了见识一下这个受审人。外事局那些从没机会逮捕别人却又时常担心自己在国外被别人逮捕的工作人员，对弗里德曼特别感兴趣。弗里德曼被带去受审时，常要先在别尔曼的秘书室里等几分钟，那些看热闹的人就利用这几分钟找他交谈，用外国烟招待他。弗里德曼同他们谈话时，口气很温和，甚至近乎友好。
别尔曼和弗里德曼之间虽然带有冲突，并经常相互侮辱，但到后来他俩的关系却突然缓和了下来。弗里德曼的胆量和那无可指责的诚实、坚强的性格，在别尔曼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赞叹的崇敬感。当其他高级工作人员谈到特别难治服的被告时，别尔曼就要傲慢地吐一句：“那算啥！他们全加一块，也当不了我的佐罗赫的小指头！”说着，他还要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别尔曼绝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刑讯员。多年的内务部工作，并没泯灭他心中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既然已象奴隶一样被套在斯大林的马车上，他就只得顺从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假如他拒绝“审讯”弗里德曼，假如他敢把未来审判的内情泄漏一点出去，那他本人无疑会马上被捕，并被当作一个托派分子处死。
他仍旧按时把弗里德曼从监狱里提出来审讯。但每一次审讯已不象以前那样剑拔舒张，而变成了心平气和的交谈，象是在讨论。过了几个月，别尔曼在向莫尔恰诺夫汇报时说，他认为弗里德曼已完全无可救药，提议将他送回索洛维茨集中营去继续服刑。莫尔恰诺夫否定了这项提议。他声称，对契卡来说不存在什么“不可救药”的人，他要将弗里德曼交给秘密政工局的科甘去处理：“他一定能治服弗里德曼。”接着，他命分别尔曼去与科甘商量让弗里德曼与奥利别尔格对质的事。
别尔曼与莫尔恰诺夫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又给我讲了对质的情况。
对质开始之前，科甘警告双方，严禁他俩彼此交谈，他们只能回答审讯员提出的问题。
科甘给奥利别尔格提的头一个问题是：“您知道弗里德曼是柏林托派组织的成员吗？”奥利别尔格作了肯定的答复。弗里德曼马上反驳道：“卑鄙无耻的谎言。”
科甘在笔录中写道。“这不是事实。”
弗里德曼立即又提出抗议。他要求必须把他的原话准确地记录上去。
科甘作了修改。“这是谎言。”
“不行，还不准确”，弗里德曼说道，“请记下；“卑鄙无耻的谎言！”他接着又宣称，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在笔录上签字。
对质继续进行，科甘又向奥利别尔格提出一个问题：“您知道弗里德曼是盖世太保的特务吗？”奥利别尔格瑟缩在椅子里，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道：“是的，我听说有这回事”
“您这没脑筋的蠢驴！”弗里德曼开口嚷道。“他们逼你撒谎，而您就相信他们的许诺。你这不幸的白痴，再想想吧，趁他们还没把你的脑髓吸干。”
科甘也提高了嗓门，虽不是要压过弗里德曼，至少可以让他住口，免得他影响奥利别尔格。
后来，当奥利别尔格回答审讯员问题；说弗里德曼是托洛茨基和盖世太保派来执行杀害斯大林的任务的刺客时，弗里德曼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得火冒三丈，捏紧拳头，一步步朝奥利别尔格逼去，结果只得用暴力把他拖回自己的位置。这段插曲结束后。科甘才着手拟定最后的记录方案。
他又一次遇到了麻烦；弗里德曼坚持要把自己的话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卑鄙的诬陷”、“无耻的捏造”科甘没法，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跟弗里德曼纠缠，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得向弗里德曼让步，才能获得一份书证，一份虽然记有弗里德曼做的各种反驳和辟谣，但仍旧是对弗里德曼极为不利的书征。争吵了几小时以后，笔录终于整理完科甘要求弗里德曼签字。弗里德曼犹豫了：签还是不签？科甘见他不愿意，就提醒他说，他已接受了他的绝大部份修正。“问题不在于修正，”弗里德曼嘟哝道。“我不想签字，只是因为我看出您太想要这份记录！”
别尔曼暗中为弗里德曼的做法叫好。当莫尔恰诺夫收到有关对质情况的报告后，马上就叫人把弗里德曼给他带去。这次会面是这样安排的：
先让人给弗里德曼说，他将被带去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莫尔恰诺夫，然后又派人把莫尔恰诺夫那间有许多秘书的接待室布置得更有气派、让受审人明白莫尔恰诺夫所拥有的权力，并要他意识到，莫尔恰诺夫可以决定他的生死。
为了给弗里德曼一个下马威，莫尔恰诺夫脱去了轻柔的丝绸衬衫，穿上了制服。制服上的四颗金星和两枚勋章，表明了他的委员身份。
弗里德曼被带了进去。他脸色惨白，手在发抖。莫尔恰诺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您为什么要与我为难，干吗要瞎胡闹？”
“他们要我在假口供上签字，要我诬陷自己，又诽谤别人”弗里德曼回答道。声音因愤慨而变得时断时续。
“苏维埃政权不需要任们伪证！”莫尔恰诺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话您跟别人说吧，我已经听够了！”弗里德曼嚷道。“我已被非法地判了十年集中营监禁，您去问问卢特科夫斯基审讯员吧。他知道是咋回事。”
“听着。弗里德曼，”莫尔恰诺夫的声音里颇有威胁的意味，“在此之前我与您谈话一直是以礼相待，但我要提醒您：如果您还执迷不俗，我就要以另一种态度和您谈话了。我们会把您那顽固的脑袋连同您的五脏六腑统统消灭干净！”
弗里德曼靠近莫尔恰诺夫的办公桌，死死地盯住他。
“别看我的手在发抖就以为我怕您。我的手早从进集中营起就开始发抖了我不怕您。您要把我怎么办，随您的便，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滚陷自己、诬陷别人，不管您多么需要我这样干！”
当然，弗里德曼所感到的压力要比许多人轻一些，因为他的妻子和亲朋好友都在拉脱维亚，而在一九三六年，内务部的魔爪还无法伸到那里。
第七章 伊·斯米尔诺夫和谢·姆拉奇科夫斯基一分道扬镳
在研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指控被告的罪名时。我们在审判速记忆录中发现了大量自相矛盾、肆意歪曲和公然捏造的地方。当案情涉及到主要被告时，如涉及到委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伊万·尼基古奇·斯米尔诺夫时，许多无稽之谈简直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使人觉得这些可恶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谬透顶而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留意到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直到细枝末节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么，如此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了解了。这些人的“供诉”都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审查和修改。
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要举例的话，仅仅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就绰绰有余了。
莫斯科审判的全部过程，从制造有关阴谋集团的神话到分配审判闹剧中的角色。都带有斯大林的粗暴标记。当事情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混央、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时，斯大林的粗暴由于他对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变得更加疯狂。这时。他忘掉了惯有的谨慎作风。理智和疯狂的界限不复存在，现实和梦幻之间的鸿沟也被抹掉了。
内务部的头头们经常意识到斯大林各项指示中的荒谬之处，但又不敢违拗。其实，斯大林并非时时处处都不采纳谋士们的意见。党内人士都很清楚。在军事方面，他对图啥切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十分重视、在工业建设方面，经常采纳皮达科夫的建议。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看重李维诺夫的意见。但在党内玩阴谋诡计和搞政治倾轧方面，斯大林却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专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忍受别人向他提建议。
据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选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见，这七个人都应在法庭上被定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领导成员。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对把伊万·尼基吉奇·斯米尔诺夫塞进这一“联合总部”表示异议、他怀疑这样子是否行得通。
“我担心我们无法对斯米尔诺夫起诉，”阿格拉诺夫说。“因为这几年他都蹲在监狱里。”
“那就请您别担心，”斯大林恶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诺夫一眼，说道，“只要不担心，一切就好办。”
其实，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考虑一下阿格拉格失的意见。真的，斯米尔诺夫自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