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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克尔暗中观察到，斯大林很爱照镜子，经常整理发式，特别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从中断定，领袖绝非那种不注意自己仅表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凡夫俗子没有两样。于是，保克尔亲自为斯大林的服装四处张罗。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创造力。看出斯大林希望“增加”点身高，喜好高跟鞋，保克尔就决心让主人增高几厘米。他为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高跟鞋：外皮巧妙地掩着了部份增高的后跟。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一站，顿时喜形于色。可他还不满足，又吩咐保克尔，每次上列宁陵墓时，预先在他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块垫脚的小方木块。这些把戏使得许多只能从远处或报纸的照片上看见斯大林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斯大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可实际上，他的身材只有一米六三左右。为了保持这种错觉，保克尔便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摆直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
作为过去的理发师，保克尔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在此以前，斯大林看上去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而他惯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利干净，这些残剩的胡渣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理发师的刮脸刀斯大林又不敢信任，只好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现在总算有了保克尔，对他，斯大林是完全信任的。这样一来，保克尔就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
与斯大林及其家庭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必须由保克尔经手。未经他的许可，连一小块食品都不可能出现在领袖的餐桌上。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都进不了斯大林的住宅或在郊外的别墅。保克尔无权擅离岗位一分钟，就是中午，把斯大林送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后，他也得赶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向明仁斯基和亚果达汇报当天的情况，然后才有空同朋友们摆谈一下克里姆林宫最近的新闻和流言。
保克尔很健谈。每时每刻我碰到他，总看见他在兴致勃勃地向人谈论那座奥林匹斯山上所发生的事。
“为了他，我头发都愁白了！”有一次，保克尔对自己的副职沃洛维奇抱怨说，“有这样一个儿子，真是极大的不幸！”
“啊，我还不知道你有了儿子。”我说道，他的话使我很惊奇。
“不，不对，我在说主人的大儿子，”他解释说，“我们有四个便衣跟踪他，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主人吩咐把他关起来才算了结！”
保克尔说的是雅科夫·朱加叶维利，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儿子。斯大林憎恨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同样以憎恨来回答他。
由于经常执行斯大林交办的最微妙的事务，保克尔几乎变成了他的一名家庭成员。的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对他一直很冷淡，拘束。但斯大林的孩子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却非常喜欢他。
记不清是一九三二年还是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此事是交给保克尔办理和执行的，它揭示了斯大林的一个秘密嗜好，以及由保克尔承办的一些任务的独特而微妙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内务部驻捷克斯洛伐克情报站站长斯米尔诺夫（格林斯基）从布拉格回到莫斯科。斯鲁茨基听完他的工作汇报之后，请他到保克尔那里去一趟，因为保克尔有件什么任务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保克尔预先警告斯米尔诺夫；他俩的谈话绝不准外传。然后，他从保险柜里取出并打开一本不堪入目的春宫画册，递到斯米尔诺夫面前，这使后者大吃一惊。保克尔看出斯米尔诺夫又惊又窘，就解释说，这些画是革命前一位有名的俄国画家画的，在侨居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中，肯定还能找到一些这位画家的类似作品，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它们买到手；但一定要通过中间人，那样才不会使任何人猜到是苏联大使馆要买这些画。“为此，请不要吝啬金钱。”保克尔补充说。
斯米尔诺夫是在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家庭中长大的，早在沙俄时代就入了党。他对保克尔居然让他完成这种任务而感到气愤，并拒绝执行。出于极度的愤怒，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些朋友。但斯卢茨基很快就把他的愤怒压了下去，并再次警告斯米尔诺夫要守口如瓶：那些画专为主人买的！就在同一天，构务部的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又把斯米尔诺夫找去，以威胁的口吻重复了那个警告。很久以后，亚果达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沙宁（一九三六年，我被委命为他的副职）告诉我，保克尔在很多西方和东方国家里为斯大林购买了不少类似作品。
斯大林对自己这个忠实的，肯卖命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给予了慷慨的奖赏。他送给保克尔两部汽车——一部轿车，一部敞篷小车，授予他整整六枚勋章，包括一枚列宁勋章。但保克尔的生活很难称得上幸福。他经常向朋友们发牢骚，说自己没有私生活，而且基本上没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是真话。不管斯大林是否需要他（而一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候都可能需要他），他都得呆在岗位上，至少也得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莫斯科发生的任何事——火车出轨或者火灾，政府成员意外死亡或者地下铁道的隧道滑坡——保克尔的人都应该第一个赶到现场，而保克尔本人则必须立即将事件的全部细节准确地报告给斯大林。
不过，保克尔的这种生活，依他看来，也有快乐的一面，也存在只有他一人独享的满足之处。例如，他喜欢军装成瘾，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逗得朋友们非常开心。每次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时候，保克尔看上去活象一个轻歌剧中的滑稽角色。他总站在列宁墓的台阶上，肚皮滚圆，又紧绷绷地捆着根皮带，蓝色的马裤格外刺眼，还要蹬上一双锋亮的皮靴。那身打扮，活象个沙俄时代的警察。
当衣著考究的保克尔坐在敞篷汽车里沿莫斯科街头行进时，总是不停地按响特制电喇叭。交通警赶紧中断交通，垂手立正。而这位肇事者，虽然心中因意识到自己地位显赫而无比得意，却让自己那张不大的面孔露出威严的神情，并大睁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保克尔还有一个嗜好是上剧院。只要能争取到个把小时自由时间，他就会出现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而幕间休息时，他还要跑到后台去，听听演员们欢迎他的掌声。大概，只有在这几分钟中，保克尔才会想到，他的生活道路是多么离奇啊：从一个布达佩斯轻歌剧院不起眼的理发师，成了斯大林手下一个高高在上的，全莫斯科戏剧名角都得讨好巴结的大官。
有一天晚上，斯大林正同保克尔坐在一起饮酒，突然接到外交部报告，说是蒋介石开始大规模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以及中国当局搜查了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这些暴行的发生，与斯大林制定的缺乏远见的对华政策和他假惺惺地与国民党调情不无关系。斯大林被蒋介石的“两面派”激怒了，命令保克尔立即逮捕在莫斯科的全部中国人。
“对中国大使馆怎么办？”保克尔想知道。
“除了外交官，其他中国人一个也不要放过！”斯大林做了明确的指示。“到明天早上，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必须一个不漏地进监狱！”
保克尔立即着手执行命令。他动员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可以找到的全部工作人员，抓了整整一夜。从洗衣店老板到陆军大学教授中文的老教授，全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翌日早晨，保克尔向斯大林交上了完成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吃早饭时，保克尔在一旁叙述了行动中发生的种种可笑细节，逗得斯大林格外齐心。他还象演滑稽戏一样，表演那些中国人突然被抓时的惊恐表现，模仿他们那可笑的口音。
几个小时以后，当疲乏不堪的保克尔正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里睡觉时，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说是“主人”要立即见他。同时，秘书还神秘地警告他：主人情绪不好。
原来，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到斯大林秘书处，问斯大林是否知道，这天晚上竟逮捕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全部中国人和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全部中国籍学生。
“就是说，你逮捕了全部中国人？”保克尔刚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问。
保克尔一愣，他怀疑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来，便回答说，他已竭尽全力，一个中国人也没放过。
“你对此深信不疑？”斯大林凶狠地追问。
保克尔肯定地回答：是的、深信不疑。
“而那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学生呢？你也抓啦？”
“是的，当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保克尔提高声音说，“我把他们直接从床上”
保克尔还没来得及把话讲完，就感到脸上挨到了重重一击。
“蠢货！”斯大林喊叫道，“立即把他们放了！”
保克尔象是被开水烫了，一下子蹦了出去。
这件事之后，对如何继续使用保克尔，斯大林很是忧愁。一般来讲，斯大林对待私人卫队是客气而有分寸的。他知道，一个可以接近他这种要人的警卫人员如果受了委屈，很可能挺而走险。而保克尔是卫队的总头目，其危险性就得加倍增大。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难道还能象过去一样信任他？照理说，保克尔应该被撤换。但斯大林被他伺候惯了，同他相处太深了，对他太有好感了，已经很难同他分手。当然，要让保克尔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减轻那一记出乎意外的耳光给他带来的委屈。
释放了全部中国共产党人，保克尔返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自己是该到克里姆林宫去护送斯大林回郊外别墅呢，还是继续坐等斯大林亲自召他去。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半夜一点左右，保克尔身旁桌上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斯大林非常亲切、温和的低语，“主人”对保克尔没上他那里去感到奇怪。幸运的保克尔立即飞车进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秘书们用戏谑的微笑迎接他，向他高声祝贺。“怎么回事？”“见到主人您就知道啦。”
斯大林送给进门的保克尔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枚红旗勋章。他握握保克尔的手，又递上中央颁发的嘉奖令副本，内称，保克尔“因圆满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而受此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们就此而讥笑说，保克尔不应该把这枚勋章挂在胸膛上，而该挂在吃了苦头的面颊上。
保克尔是个感情非常外露的人，对他来说很难把“主人”生活中的事情藏在心中而不向朋友们倾述。据我看来，保克尔大概压根就没想到，他所讲的事情会使自己的庇护人威信扫地。他对斯大林的崇拜过于盲目，对斯大林那无限的权势过于确信，甚至没意识到斯大林的举动是否合乎最起码的人类道德标准。
保克尔讲出来的斯大林的故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他十分残忍的故事，开场白通常是“噢，当他怒不可遏之时”第二类是关于他的政治手腕——“瞧呀，他是怎么牵着他们的鼻子转圈的”第三类则是关于斯大林如何器重他保克尔的——“出色的工作，保克尔”
我有机会听到很多这类故事，这里只转述几件最具代表性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斯大林在保克尔和大队卫兵的护送下，抵达索奇附近的黑海海滨别墅休养。保克尔在他身边呆了几天之后，便被派去加格拉，视察一幢新别墅，它是格鲁吉亚共和国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是贝利亚下令修建的。保克尔在那里滞留了一夜。他返回索奇之后，立即获知，当他不在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件事；照他看来，属于“啊，当他怒不可遏之时”那一类。
那天夜里，斯大林被附近什么地方的狗吠声惊醒。他起床走到窗户前，问道：“狗在那里呼什么，不让人睡觉啦？”外面值班的卫兵回答说，这是旁边一幢别墅的狗。“找到它，用枪打死，它影响我睡觉！”斯大林粗暴地命令道，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早上起床后，他情绪蛮好，并开始用早餐。当坐在餐桌旁时，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惹祸的狗，便问一位卫士：
“把狗打死了吗？”
“狗跑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卫士回答。
“你把狗打死了吗？”斯大林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