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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乌托邦论有革命的涵义。它首先是重新解释了孔子的经典。其次，1902 年写出的《大同书》 攻击了孔子的等级论以及依据等级而确定的品行标准。把《 大同书》 和《 共产党宣言》 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同意废除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资产阶级家庭制度，都同意社会化的公立学校教育、妇女的解放、限制（如不完全取消）民族主义以及一切生产由国家集中。没有证据证明康有为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康有为同马克思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改良之间也是见解各异，但是在乌托邦理想上则是两人所见略同。
康有为的思想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主流。1860年以后西方化运动就已被定论为精神和物质不可偏废的二元论，导致张之洞提出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主要意思无非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生命机理和价值体系，而西方的技术只涉及社会实用的和机械的方面而己。随着时间的演进，二元论的附和者在不同的旗帜下都是存在的。实在说来，时至今夭，文化和技术的争论在我们周围还在喋喋不休呢。
1898 年改革运动之后，跟着来的是反动。慈禧太后下令组织民团，拒绝了意大利“我也来一份”的势力范围分赃要求。她只听满族中最顽固不化的王公们的话，这些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人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而且自以为最了不起。他们之中有些人变成了农民秘密会社义和团的赞助人。一般说来，秘密会社都是反对王朝的，其所以秘密就是因为如此。这回满清朝廷给予秘密的迷信的义和团以积极支持则是艇而走险行为。这也暴露了满族顽固派缺少起码的常识。
义和团运动直接从过去的历史，即1813 年的八卦教叛乱沿袭下来，好像这中间没有历史间隔似的。它代表盲从的农村群众一股强烈的绝望心情。19 世纪90 年代末期，它以义和拳的名义遍及华北，意即它是代表正义与和谐的一种古代拳术；虔诚地遵照它的仪式，就会有神灵附体，可阻挡枪弹穿身。
干旱、饥荒、走投无路，再加上外国的威胁，例如德国探矿的人在山东省的粗暴行径，好像激怒了“风水”的精灵，弄得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修铁路威胁着祖先的坟墓，并使赶车划般的人失去职业。最遭殃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义和团的标语牌上写道：“天主教和耶稣教徒辱没我们的神仙和圣人 和洋人阴谋串通，毁坏我们的佛像，掠夺我们的坟院，以致天怒人怨。”
1899 年初义和团的标语还是传统的“推翻清朝，驱除洋人”，但同年晚期，就变成了“扶清灭洋”。于是满族王公，甚至“老佛爷”，觉得他们听见了老百姓的呼声，这呼声是中国政治的最后裁断者。他们主张同义和团合作，而不再反对他们，并借此一举解决外国帝国主义问题。
虽说社会变乱时常是复杂而且神秘的，但在这次变乱中有几种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对中国统治阶级（满汉同样）的挑衅，自18 劝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898 年达到高峰。对改革采取半盲目的对抗的主要是满清朝廷，这种对抗正和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排外的骄傲态度相契合，因而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双方的作为互为因果。1900年公使馆的卫兵跑出使馆，枪击义和拳，吓唬他们。6 月13 日和14 日义和拳开进了北京、天津，杀死基督教徒并加以抢掠。6 月10 日2100 个外国军人从天津出发，要去保卫北京使馆区，但只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6 月17 日外国兵舰向天津外面的海岸炮台开炮。6 月21 日慈禧太后和官廷当权派正式下令同所有列强宣战。她说：“中国是弱，我们惟一指望的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人心，我们怎么保全我们的国家？”〔 她说的“我们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清王朝。）
在1900年漫长炎热的夏季发生的义和团起义成为19 世纪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因为自6 月加日至8 月14 日8 个星期中，北京使馆区内那么多外交官、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被步枪不停的射击围困着，其中共有约475 名外国居民，8 个国家的450 名军人和别3000名中国基督徒，还有大约150 匹竞赛玩的小马（这倒提供了当时买不到的鲜肉）。经过争吵后一个国际混合兵团来搭救了他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坐着骤车平安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头彻尾洗劫一遍。威廉凯撒二世派了一员大将，把周围城镇（据说那里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弄成一片恐怖。华北有上沁个外国人被杀死，大部分是传教士。报仇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运动的各省督抚们现在开始着手控制局势。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和其他人物在6 月就决定立即不理睬北京的宣战通告。他们宣布整个乱子只是义和团叛乱，只要外国人不让军队和炮艇介人，他们就保证中部和南部中国平安无事。这个允诺当真起了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得到赔款，又保留了现成的不平等条约系统，它们也满意了。这样，1900年（庚子年）的战争，19 世纪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打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就只限于华北地区了。
1901 年（辛丑年）9 月间满族亲王和李鸿章同11 个外国列强签订的和约，主要是惩罚性质：10 名高级宫吏被处死，100 名官吏受罚，45 个城市废止科举考试，北京使馆区扩大、设防、驻军，通往北京的铁路也设防，约25 处清朝的炮台被拆除。这次赔款是大约三亿三千万两白银，4O 年付清，利息可达全数一倍以上。惟一半建设性的条款是根据条约规定的进口货关税提高到5 ％ （当然，保护关税是不被允许的）。
谈判这个和议是李鸿章生前最后一次履行公务，几个月后他就死了。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经历了义和团的围困之后写信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说：“可怜的老李在死前沁个小时还在办公。他有惊人的生命力，只要他大权在握，他就不随便屈就，就有让别人有说话的份儿！〃
1902年1月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据赫德写道：“她的态度极为和善，向所有拥在前门城墙上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后来他又写道：“朝廷谦恭得过分了，西太后不但接见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一张1903 年的相片照的是老佛爷坐着，握着也经历过义和团变乱、当时站在她身旁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 派克？ 康格的手。
我们怎样来评价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戏剧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快的答案当然是最简单的。后代的革命者回头看看1895 一1900年间的事件，可以看到清王朝和外国列强早在18 60年结成的带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事件中已经破产。用不着借重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公式，就会看出这个一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成原有秩序的支持者。他们的武器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他们的技艺帮助了“自强”运动。
但是，只要你仔细看看这个一般性模式的背面，所见到的图景就分为碎片了。外国人帮助了、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实际上并没有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没有勾结同谋的事，不管是争取什么或反对什么。李鸿章和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吗？说不上。譬如1893 年的一天，李鸿章在上海办的、坐落在公共租界外面不远地方的一家纱厂失火了。管理上海工部局事务的英国商界领袖们整天都不许工部局的消防队开出租界，结果全厂烧光。涉及到改革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不是政策的结果，而是零零碎碎起作用，方法常常不同。例如香港最一早的新闻记者王韬产生改革的思想是他生活在苏格兰（1868一1869 ）帮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时候。他在苏格兰、伦敦和巴黎各地旅行时，从‘’当地经验”中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专家”。他的很多思想后来都被康有为接受了。
然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孔教改革的记录刚刚才开始被人研究。
09 辛亥革命的起源
1900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教士教育家如加尔文？ 马蒂尔（狄考文）拿19 世纪的年代和加世纪初对比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死的，停滞的，现在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新闻记者笔下写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年轻的中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玛丽？ 赖特（丙玛丽）讲到了“正在高涨的变革化浪潮”。她看见中国到处闪烁着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见之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修改条约和恢复权利的斗争，在国内问题上则见之于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及比较次要的为驱除满族而努力。他们的王朝已经濒临“天命，，的丧失，但是后继的权威却什么还看不出来。总而言之，加世纪初中国政体的强化产生了一大批互相结合又互相激荡的运动。现代社会已经到来，我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只能就棋局上的活动加以缕述。
让我们先从传播媒介的成长开始吧。l90l 年以后中国参与了世界范围的大众出版物的普遍崛起，诸如国际新闻的报道，书籍杂志的大量出版。但是，在我们为中国加世纪现代媒介的发展而表示称赞以前，首先还得承认中国出版书籍的悠久传统，那是比欧洲书籍出版早好几百年的事。一种可以证实的推测是：1750 年中国印刷出来的书比欧洲多。中国现代媒介有着深厚的土生土长的根，翻版和改订本比新的创作多。最早出版的是关于中国古老的图书馆的研究、地方志、皇家编纂的集子、诗词、各种各样的民间小说、官方文书和地方新闻报章等。到l900年，城市里的有文化的人已有成百种小说供阅读消遣。主要的新事物是翻译西方的作品，出版新闻和时事评论，并且发行到农村中的上层读书人。
在改革的背景中，特别在上海，新闻出版增长很快，促进新思潮在各大城市迅猛传播。文化传播在中国早有先例，传教士们在19 世纪也已开始出版印刷品。甚至在1842 年开埠通商允许他们那样做以前，耶稣教传教士就已经致力于用中文书写一些圣经给老百姓看。18 ％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 时务报》 ，宣传革新运动的思想。同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成为给广大平民提供新文化的一家出版社。它开始出版教科书和一些宗教书籍，并建立起一个现代图书馆和研究部。后来它逐步使用了新的印刷技术，并在1915年出版了一种新的中国字典《 辞源》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创建于1911 年。
上海的外文报纸肇始于1850 年的《 北华捷报》 ，后来它又出版了中文版。1872 年一个英国人创办了《 申报》 。这家成功的企业在19 世纪即年代出了一份（点石斋画报》 ，用木刻板画报道新闻，解说各种新事物。上梅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两三种主要报纸发行量达5 万份（20 世纪30 年代达150 万份）。它们参加到现代世界报纸的行列中来，在北京派有常驻记者，以电报传送国内新闻。
蓬勃发展起来的不但有1901 年至1911 年间满清王朝革新运动的严肃的政治讨论，还有新兴的现代小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出版了几种杂志，鼓吹用小说唤醒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拯救中国运动的一部分，梁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小说。上海报纸还辟有专栏或出专刊讨论教育、科学以及妇女地位问题。它们发现长篇小说连载能够增加读者。城市读者多了，提倡改革的报纸和革命的报纸也有了“娱乐版”。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武侠以及初期的科学小说，都开始吸引城市中产阶级读者。
除了传播媒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基督教会于1901 年进人了它的第三个也是最有影响的时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遭受惩罚之前，拳民们本来是朝廷利用来驱赶所有外国人，首先是传教士的。现在则流传着许多教徒被杀害的故事，在传教士中间创造出一种殉教就义的气氛，而关于义和团受惩处的和约又显示了谁是胜利者。耶稣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渐活跃的角色。大门终于打开，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般进来。那些已经在中国建有据点的当地传教士更前进一步，例如原来办普通学校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