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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际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变得那么快。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
第三部分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
10 中华民国早期及其问题
这一章和下一章将分别讨论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情况。民国早期政治生活的名声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爱国的、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后来对于军阀时期的混乱不胜沮丧之至，总是用辛辣的言语咒骂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里颇为可观的文化成就，到最近才受到研究。它们的景况是欣欣向荣的。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纪录的对比，按我们迄今为止所评价的，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的紧张状态，将来总有一天这两方面的情况会归总起来，绘成一幅平衡的图画。
先从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倒很像满清泊帝国时期那样― 例如在亚细亚内陆，外蒙古和西藏都说要脱离民国而去。
换句话说，中国本来可以宣布为共和国，但她仍是一个帝国。满族接管了亚细亚内陆的结果，为中国在大陆方面创造了几个在北京控制下的缓冲地区。共和国要放松这些亚洲内陆地区，任其自主而不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威胁，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民族主义是有感染作用的。可是中华民国在亚细亚内陆又不得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把非汉族人民称作少数民族并鼓励提高他们的文化，而同时否定他们的自由，这种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苏联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一样）。亚细亚内陆各民族一度脱离了北京的控制。
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和影响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蒙古的人侵和课税受到僧恨。1911 年12 月，外蒙古援各省之例宣告独立。1915 年俄罗斯、外蒙古同中国三方面谈判达成了一项很周全、圆滑的协议：中国保留了名义上体面的宗主权，外蒙古取得了地方自治，俄国获得了经济权利并负责训练蒙古军队，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它的保护国，因为外蒙古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西藏，满清政府以比对蒙古更为强有力的手段确立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北京曾宣布要改革西藏古老的神权制度，并于1910 年派兵驻在拉萨。原来统治西藏的达赖喇嘛逃跑到印度，但是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回到拉萨，并于1913 年宣布西藏独立。1914 年中英西藏三方谈判，产生了另一个模式：西藏实行自治；英国承认西藏独立；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并继续保留对西藏的宗主权。英国在西藏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没有像对印度那样，宣布它是保护国。西藏人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但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国际承认。中国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外蒙古脱离了中国，滑人苏联阵营，而西藏继续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没有独立的资格，因此也受到中国革命的很大影响。
新疆是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汉族回民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是不容易加以控制的。清朝驻军主要是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他们必须对付当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民和夭山以南喀什地区沿过去通商路线水草地区居住的维吾尔人。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只占总人口的10 ％ ，所以清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好在1912 年政权落在一个叫做杨增新的大城市毕业生手里，他在甘肃有过长期的统治经验，后来在水草地区的阿克苏和省城乌鲁木齐也长期统治过。杨增新从1912 年到1928 年他被暗杀为止的统治情况，作为旧科举出身的一个行政宫员来说算是不错的。他对当地人民不过分课税又要维持驻军开支，他不得不镇压一切地方的叛乱而又使新疆不卷人中国各地的军阀混战。他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在1 势0 年至1924 年之间，他不得不同苏联谈判商务，接受后者的经济渗人。但是l 兔8 年他完全归附于国民党政府，归附前夕被他部下的一个对手暗杀。新疆就是这样整体说来处于中国政权争夺圈外，但仍隶属中国，在镇压异己的高压之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进步。
袁世凯当时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收人减少，他的政府一直入不敷出。清政府已在1911年4 月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外债借款，现在袁氏又要通过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一大笔外债，约2500万英镑。这笔以盐税为抵押的善后借款，是为了支付袁氏的军费开支。这笔在外国人看来“够气派”的大债款被爱国人士指斥为“大出卖”。
袁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方面。革命在1912 年废除了长达2100 年的君主专制，同时它使中国群龙无首。它总要找出一个人来主持政府。袁世凯接任了中国的皇帝，但他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过去的天子，哪怕是蠢笨的，也具有一切特权和支持他的各种现成机构。他除了是全国行政机构的核心人物之外，还应该是国教― 孔教的大法师、三军的总司令、文学艺术的大师，用现代术语说，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首脑。1912 年的袁世凯具备了这些身份中的某一些，但不具备其他的身份。这个专制政体的头头被推翻了，替代物并不自动出现。所以当中国获胜的民族主义正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时刻，领导的机体却扳开修理去了，要变换模型。中国不是在激流中换马，而是从一驾四匹马的马车换乘一辆没被洪水冲走的豪华小汽车，袁世凯能够为他自己创造一个国家元首的角色吗？
1912 年袁世凯掌握政权时，他是52 岁。他以往的经历是令人注目的。他虽出生于一个懦生一官吏的世家，但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前途，投人军伍行列，受李鸿章提拔，他26 岁时就摧升为中国驻朝鲜的总督以对抗当时在那里的日本势力。他以一个新派人物、特别是通过训练新军，取悦于慈禧太后和满族大臣。自1906年以后，他的军队由北京直接供给给养。早在1895 一1890年间，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军，于l901 年继李鸿章之后在那里任直隶总督，因而成为朝廷改革派的一个领袖。慈禧太后死后，他一度于l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912 年他当总统时，他手下已有一大批新军将领和一批有改革思想的官吏可资任用。他知道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他的长处反过来又成了他的弱点― 他对新制度一无所知。
1912 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都一样），因此她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而中国也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于内阁，它究竟应该对总统负责，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同时，阻挡着这些计划的，还有一些从古老帝国的孔孟之道承袭下来的绊脚石。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扩大并分化了。虽然农民群众小规模的骚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潜在力量。通过普选― 按人头算― 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办法，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让愚蠢人当道的选择官吏的傻办法；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下来。因为才能、资历和资产而被录用的老规矩，人们还以为理应当继续不变。第二，政治权威― 治乱之道，人们还认为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个人对于当权者忠诚不二，仍然是内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统治者的事情，甚至于行政与立法应该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价值观念― 有道德的人施行统治以利于百姓，像儒家教导的那样，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为贵”，和谐应该受到奖誉，而不要在法律上讲得失，搞竞争落整个行政应该统一起来，拥护统治者。任何主张现代化的人如要改变这些多年承袭下来的想法，都要打一场攻坚战。
举例说，孙中山就相信内部和谐符合于民族利益。袁世凯在1912 年哄骗他来北京进行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性的政党。孙中山说：“我们的国家大难当前，？ 一不应再坚持不同的党派政策。”他又说：“中国的目标在于赶上并超过列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列强。”孙中山的助手黄兴说，他们应该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和黄兴都宣布对袁的信任，自己则退出政治，分别从事铁路和矿冶建设，这是和谐的、也是袁世凯统治的黄金时刻。当1912 年3 月袁世凯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织内阁时，唐发现在他的内阁究竟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总统、或是对国会负责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定夺。他还是组成了一个内阁，但这些阁员觉得应该听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指使阁员的权力。到6 月，他只好辞职，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同盟会的年轻领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领导一个筹备多党议会的运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革命组织者，深深地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经像杰斐逊那样起草过一部临时宪法。1912 年8 月他发动革命同盟会和4 个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 国民党。1912 一1913 年冬中国曾搞过一次全国选举，但仍然是在极有限的、间接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l 吠珍年省议会选举规定，合乎资格的选举者比率是全体人口中每1000人有4 名，即远远不到l ％。1912 年这个数目增加到大约人口的5 ％。当时选举这种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选举资格的人受着严格的学历和财产的限制，它只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
这个中国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为组成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活动，原来是想选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两院议员的。宋教仁指挥了国民党争取士大夫们支持的竞选活动。和其他人一样，他主张全国统一，但是他强调各省的自治，这就要靠选出来的省长，而且要通过各地的地方自治来实现。总理将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来选择。1913 年国民党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宪法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希望把他作为一个傀儡。
用花样翻新的选举运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他觉得是近乎谋害似的不忠诚。他曾枪毙过好几个罪过比这小得多的将军。他正为他的中央政府寻找财源感到手足失措，现在更觉得四面楚歌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办法对付。他动辄用暗杀消灭对手的办法已经使革命者警觉起来。革命者暗杀官吏，已多次实行，并且被认为是忠诚于事业的表现，特别在他们被捉住的时候。现在搞暗杀的却是最高当权者，因训练用于中国城市的现代警察而闻名的人物。当他正在寻找解决政策争论的有用办法的时候，就像一个倦于为人整骨的外科医生一样，索兴锯腿截肢，又快当，又省事。袁世凯碰上了要当国会领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试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国会民主。但是在国会开幕前，袁世凯于1913 年3 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把他枪杀了，宋死时年方31 岁。
袁世凯立刻制造谎言说，暗杀是宋的湖南同乡黄兴搞的。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久，上海法院（当时不在袁的控制之下）公布了事实真相。同一天弘袁宣布善后大借款谈判完成，五个外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他的政府。他又一次实行暗杀而免受惩处。帝国主义列强知道怎样让它们的面包在中国涂上黄油。它们能够同袁世凯一道工作了。他不会用石头砸坏它们的船，也不会动员义和拳式的起义来反对外国特权。
这里简单总结的这段故事，只是当时一大串事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