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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财力，使所有上层人士意志消沉。总而言之，一切事实都证明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以创造的方法改变它战时的命运。在1945 年抗战结束时，还是那些老大的党魁们在政府各部之间调来调去；没有新的一代人接替他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暴露了它早期就有的弱点，只是程度上更加厉害而已。它和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各省军阀当权者之间糟糕的关系，使它花去不少力气去镇压或对抗各种派系。因此重庆要想扩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难。云南这个变成”自由中国”空中门户的省，省政府就能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军队驻在省内，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改变这种做法。结果，在1945 年以前，国民党警察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员争取联合政府和反内战的运动。l 洲石年一位领头的爱国教授闻一多被暗杀一事证实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在蒋介石统治下，当权者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战争初期他们还设置了一个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简单的顾问机构，以便动员自由主义者参加战争。后来国民党连这个也包办去了，不要这个自由意见的传声筒。
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也一点都不高明。虽然通货膨胀开始时因为抬高了农作物的价格，使农产品生产者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点好处很快就被苛捐杂税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主要为了维持他们的行政机关和填塞私人的荷包。例如，有所谓“新兵草鞋税”； “新兵养家费”； ”高射炮手训练税”； “驻军取暖费”，等等。下级收税官员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
在这一切负担之外，还得加上国民党征兵征粮。本来，摇役是军队随便什么时候要就得供应的，然而中央政府又授权军队司令部向农村就地征粮。结果是1942…1943 年河南省灾荒时，军队和居民都没有吃的了。横征暴敛还是没有止境，结果很快发生饥民起来打死官兵的事件。灾荒当然意味着囤积居奇，造成大量公开贪污腐化，终于是一片混乱，不可收拾。不幸的结果是政府没有增加一点财源，贪官污吏则乘通货膨胀之机大发横财。战争终了的时候，“自由中国”几个省里都快爆发农民起义了。
与此同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一面打日本，一面互相打。打日本的战争是在北京城外于1937 月7 月7 日爆发的。紧接着同年八九月中，中共和国民党就缔结了统一战线。中共同意停止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对地主土地的强制没收，同时把红军改编到中央政府统辖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允许中共在几个城市设立联络办事处，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 ，并派代表参加国民党的顾问团体（国民参政会）。从这时起，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成立了。红军现在改名为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在1938 年参加武汉的过渡政府之后，他在世界报纸上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和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中的条文，在纸面上没有受到破坏，但是事实的发展和原来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派到中共地区的参谋，延安不予接受，八路军继续独立作战，虽然国民党给了他们少量的津贴。同时，中共建设它的根据地，维持社会秩序，采用互助组之类形式鼓励生产，继续吸收贫农积极分子，使他们逐渐取得压倒富农的优势。党员人数由1937 年的4 万人，扩充到1945 年的120 万人。武装部队从1937 年的9 。 2 万人增加到19455 年的91 万人。不过，在总的增长中，1941 一1942 年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迟缓和失误。
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要控制和指导中共的广泛组织，需要忠诚和守纪律的党员；在农村要有有经验的干部或积极分子。每个根据地需要供应品的自给自足，还需要无线电报传递消息，以便在分散的情况下保持集中的控制。表现在政府组织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会有点像旧时代的帝国那样，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12 个部；同时还有五六个地区组织，如华北局、西北局、中原局等。这些地区局里也有相应的机构，分别对延安中央委员会下面对口的部门负责。由首府延安各部发给地区分局所属部门的指示，都必须根据“一元化”原则经过分局领导转发，或至少要使分局领导完全知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此外，美国援华物资从来没有真正达到他们那里。
缺乏接触使外国自由主义者认为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起来的灵活性。作为近期目标，他在1940 年提倡新民主主义作为包容所有中国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作为长期目标，他逐步发展党的组织，包括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中共在动员华北农民的过程中使真正有实力的骨于很快成长起来。
日本自然是动员群众加以打击的很好目标。人侵的日军沿铁路线实行封锁，虽然筑了许多碉堡，但也无法封锁住封锁线内外之间人员和货物的来往。一般说来，他们的封锁倒给中共的动员提供了方便。至于中共在这一形势下的成功是由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还是由于共产党的学说，这倒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共已代表了民族共产主义而不是共产国际；中共的理论产生于农村中的实践，另外也在世界解放的大前提下吸引了知识分子。中共在边区和在华北各地发展的解放区政府中，首要的原则是党对干部的思想控制和纪律的实施。党的思想指导必须把毛的长远原则和他的战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因为中共的领导机关距离延安都很远，不能不大部分靠他们自主地决定问题，即使有一些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是靠不住的。第二条原则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是当地的和平和秩序；其次是对人民友好的军队，协助农民干活，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收割粮食，和村民交朋友；第三是从当地的贫农中和因种种困难受挫折的有才能的人中吸收积极分子；第四，是实行经济上的改良办法，如组织互助组种好庄稼，有组织地搞运输，用合作社办法生产消费品等。除了这些努力之外，第三个阶级斗争的原则就出现了，即必须采取一种很策略的方式。因为华北的地主比华南好不了多少，他们通常执行当地公众的领袖功能，而又和当地的秘密会社和旧日兵痞相勾结，组成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党早年在华北的一些地方就拥有这些力量，因而也有人信服他们。中共对这个问题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三三制”办法。设立地方的小规模的参议会，中共只控制1 乃的议员，剩下2 / 3 由国民党的人和无党派的独立分子担任。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中共的优越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心，自然容易让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成为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的威信受到群众拥护，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一向支持的各种经济生产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了。土地改革只有完成了三方面的准备才能进行：军事控制，经济上的改良措施和农村中积极分子的培养。在这些进程中，关键是发动舆论来反对当地的地主恶霸，动员村民用革命手段谙责或用这样和那样的办法清算掉他们。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对所有土地加以评估，对每个农民按富农、中农、或无地的农民分出等次，将土地重新平均分配给他们。如果这样重新分配没有争议了，村积极分子就开始按照党的领导精神加以训练。意思就是：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尽自己能力工作，人人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个新的团结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个人都不能做出什么成绩，但是只要把个人利益贡献给共产党代表的公共事业，他们就可以完成重大的事业。这时都会赞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人人都能畅所欲言，但是党做出决定后，大家就必须遵守。这一套办法，如果在美国新英格兰州的市议会肯定是没有用的；但是在华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有实行地主或外地官僚的政府统治，所以这种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党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上层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当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他们。
这样，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肯定了中共对中国农村群众的动员，而这样一来，就给予中共在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居住的农村（虽然不是城市）以新的权力。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战的决定时刻，中共就能够领导组织起来的民众，支持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的城市堡垒的优势力量。
中共的扩张和他们在整个华北甚至长江流域根据地的建设，到1940年发展到一个高峰。日军沿着铁路线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沿线大约每隔三英里建筑一个大型碉堡。他们从这些驻兵点派出部队侵犯农村。他们的问题可能同后来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一样。空中力量和火炮不如装甲列车和机枪运用得广泛。但是日本军队好像后来美军在越南和苏军在阿富汗那样，面对着一个在农村中控制大多数非本国人口的间题。他们在那里的生存一半依靠伪军，一半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火力。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日本军队对付游击队的办法是扩散他们的据点网络，不断加强封锁线，以孤立和切断游击队，把他们饿死。
为了对抗日军的压力，中共军事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发动了一次从1940年8 月开始的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的铁路线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可能当时延安不太知道。几星期之后，中共的显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后来实行武力报复，增加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 “杀光、烧光、抢光”，并且不再区别一般农民还是八路军，遇到什么都消灭干净。碉堡成干地增加起来，凡是破坏过的农村都驻上兵。这次屠戮和破坏的目的，是要粉碎中共在华北的整个阵地，孤立起小的地区，接管中共已经建立政权的大部分县政府。它是一次极大的灾难，这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
同时，中共在长江地区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扩张，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报复。国共之间本来交涉好新四军大部分从江南转移到江北，但是1941 年1 月，指挥部所属几千名中共部队在行军中遭到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形成所谓“新四军事件”。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因为形式上维持着它对双方都还有利，但是破裂已成为事实。
这些挫折使延安政权碰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阻断了差不多全部贸易，通货猛涨，整个政权不得不压缩，以求生存下去。延安本来收的农产品税非常之低，194l 年因天时不利，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总量大约10 ％的税。没收地主的粮食已经耗尽。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动手，力求自给。棉布之类消费品都自己生产。大块荒地开荒种粮，开发渠道，灌水浇地。粮食增产了，牲畜增多了。总而言之，用尽各种方法大力发展生产的结果使经济危机终于克服。
与经济恢复相平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最终奠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毛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书不多，1936 年到延安以后才有些空闲时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由于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他演说辩证唯物论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论领导的能力，虽然那讲稿比较粗糙。不管怎样，毛着重讲矛盾问题、“对立统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独创性。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深的根源。
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