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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很明显，现代中国的双重革命，最具体和有意识地开始于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班人。新的道理和变革模式逐渐地渗人到人民中间。同时，掌权的人即中央官吏和地方络绅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建构历史的― 他们仅仅把历史记录下来。事实上他们所记载的也只集中于皇帝本人、他的谕旨、他的礼节行为而已。但是，权力中心已开始崩馈。
从道光皇帝（1821 一1850年）的肖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着狭长的脸、愁眉不展的小个子。一个同时代的传教士开玩笑说他“个子矮小，形容枯搞，寡言鲜语，样子安详”― 整个是个不爱说话、只顾他的帝国怎么过得下去的人而已。人们如果设想一下当年有个人人尊敬、以为可以翻云筱雨、行为规范、思想正派的国家和社会领袖毛泽东坐在那里，那就立刻看出道光的形象多么不成体统。即使在150 后，在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地球对面，你也立刻会感到道光不是毛泽东。也许更现实和合乎历史时间的比拟是说他不像A ？ 杰克逊总统，或者说他不像维多利亚女王。好好琢磨一下，这一对比也许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搞个革命费时这么久。如果是道光和他的思想在白宫或白金汉宫，毫无疑问，英国或美国早就立刻革命了，而道光则统治中国30 年之久，从1821 年到1850 年。
人们或许认为对道光皇帝最为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个满族人，不是个汉人。中国的人种学― 一定意义的原生民族主义― 也许认为在上层人物中间产生成熟的现代爱国主义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回顾～一下，可以丝毫不错地说．满族统治的年月早就屈指可数了，然而如我们上面所指出，他们充当中国的统治者，不是一种偶然。有一种不大流行的看法，认为1800 年的“中华帝国”并不像是纯粹中国式的创造物。我们姑且不管这种看法到底如何，事实上它是一个中国的“蛮子”帝国，从政治上说，包括了中国和亚细亚内陆的一部或全部。作为一个证明，可以看看首都北京。北京坐落于中国北部边境，95 ％的中国人住在它以南。但是北京虽在中国的边缘，用军事战略的话说，它却处于中国、蒙古和到中亚西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东亚帝国的首都。
外界人士被这一事实弄得莫名其妙：长城以内的农业长久以来供养了一亿左右稠密的人口，事实上在19 世纪30 年代供养着大约4 亿人，而整个亚洲内陆最多不过1500 万或2000多万人。这个不平衡的图景，从军事政治方面看来，的确令人迷惑不解。亚洲内陆还长期供养马匹和骑射手在中国打胜仗。不仅如此，它还供养许多战士和权力统治者，使他们能保持一些小的少数民族部落对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严密戒备，整伤不乱，紧紧控制住他们的权力。一句话，一个满族人能在北京安坐在宝座上，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时常让亚洲内陆的外族侵人者表演政府掌权者的角色。满族皇帝们也为这一任务而细心磨砺自己。他们的任务既是中国的，又是满洲的。中国的方面要做到叫1 仪刃万左右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接受他们为地地道道的儒家皇帝；在满洲方面，他们要能控制和领导两三百万同族人。他们完成这种双重文化的业绩如此之辉煌，以至于汉人都承认他们是中国的皇帝。欧洲人也这么承认。即使今天一些政治科学家― 一般地说来他们对于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原本就很天真― 也还是如此。可是外族人统治中国的传统和体制，应该是人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革命被推迟这么久”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是一个小题目，今天的中国汉族爱国者也不应该把历史扫进垃圾箱而不正视它的内涵。
后来做了道光皇帝的星宁亲王在皇宫的书斋里和他的兄弟们一样长时间默读经书，受着严格的管教。他在1820 年当皇帝时，是天子一人，没有人和他争位。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帝王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当他要从紫禁城到北京城西北边的夏宫― 就是现时成于上万游客挤着去看的颐和园― 的时候，皇帝的蜜舆由16 个或32 个轿夫走着碎步抬去。沿途卫士们隔不远一个脸朝外站岗。所有店铺和住家的门窗都像夜间一样关闭着，尘埃的街道上铺洒着黄沙。妾舆的帘幕放了下来，像现在要人们乘坐的大型轿车一般。
大多数满清皇帝喜欢到长城外边的热河避暑，过一阵野营的清闲生活。在这以外，皇帝还有许多繁文缉节的沉重负担。当年康熙曾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问题就在于皇帝不像他的官吏那样按部就班，而须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他对官员的选拔对清政府至关紧要，就和今天美国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更为困难的是他还必须惩戒或提拔高级官员，而这些人常常在欺骗和蒙蔽民众。皇帝为了要他的官员辅臣随时警惕，常要出其不意、冷酷无情做出决断。在这一点上，这个角色就需要一个随心所欲、一意孤行、为了实现他的一个内心的幻觉可以牺牲几个老臣那样的人。说到这里，道光登上皇帝的龙床以后倒不是那样刚惶自用。
他有几项重大的职责，首先是保持这个王朝永续不绝。这是必须由他亲自执行的。目的是生产足够数目的皇子，以便选得出一个有才能的后继者。因此后宫里就要有很多按家世、姿色、人品、气质、性格等不同标准人选的满族年轻女子作妃殡宫峨。民间广泛流传的野史记载，夸张地描述这个“夭下一人”的性生活的常规说：每天晚餐时，内臣捧呈给他一个盘子，内有几布弓滨妃的姓名牌子，由皇帝选出一个和他当晚过夜的人，这个选中的宫女经过仔细盟洗和喷洒香料之后，就赤身裸体裹在一张毯子里，由一个太监背到皇帝的龙床脚下，放在地上，由她自己爬到床上去。民间传说还说，太监在窗外恭候，不久后就喊一声：“时辰到了！”这是内庭的规矩，目的在于保养皇帝的龙体。
伟大的康熙在位60 年间（1662 一1722 年）生了20 个儿子和9 个女儿。（显然有些女娃娃像当时日本那样“剔除”不算了，男孩子并不是生来“命大”，而是留着有用。）乾隆有17 个儿子，10 个女儿；嘉庆有5儿9女，道光生了9 子10 女。
道光皇宫里的太监是古已有之的，这是保证后宫中的殡妃不至发生问题的办法。太监们多半来自华北，割去了辜丸和阳具，然后用塞子堵住尿道伤口，三天不喝水。拔去塞子后尿出来了，这个太监就有用了，不然他就会很快死去。
明朝曾在北京豢养过7 万个太监，他们构成一个保安体系，后来作为恐吓学者和官吏的机构而终结。满族比较严格些，宫女较少，太监只有约3000人。不过道光在位时有太监做师傅，有佣人和玩伴。太监的好处是他们处于家庭系统之外，是完全隶属他们主子的。但是他们既然弄得身残体废，缺乏社会地位，就在宫中一味腐蚀弄权。满族人革除了在宫廷外面使用太监的明朝故习而代之以汉籍奴仆以及满汉的八旗子弟。
道光还遵循了满族不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的风习，满族在征服中国之前，一向由妇女承担营帐的事务，后来就让她们保持天足。放低这一种性别习惯的标准，虽然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怨言，却是他们维持在中国统治权所付的一个代价。道光到38 岁时才登基，据我们对他私生活所了解的一切（其实聊胜于无）情况，按当时的风俗习惯说，他是忠实于皇后的，而且在家庭事务方面（除文化上的差别外），可以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媲美。
皇帝的另一任务，是不断为政府提供官吏。在这一方面，道光是受惠于中国2000年掌管政权的经验的。这一个传统比西方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长久，也许除了教皇之外。而教皇也缺乏天子那种处理各种事务如修运河，在蒙古指挥作战，摧拔文官，掌握军队等广泛经验。当罗马帝国还在使用私人向农民征税和办理公用事业的时候，汉朝已发明了一套官僚制度。精明的人才一代一代地继续完善着中国的制度。在欧洲人使用纸和印刷书籍以前很久，唐朝就设置了科举制度，从而使一批一批儒家笃学之士进人官场。这一发明和代议制一样伟大，而且早于代议制，并使其以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科举制度要一个人在二三十年间跳过十几次高栏。从科举脱颖而出的人们在考试生涯中如此聚精会神于经典文学，以致使他们自成一类与众不同的人。读书人一般是文质彬彬，缺少男子气，说的话只在他们之间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则道理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
早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的纷争扰攘归于统一的帝国之后，汉朝把孔子的教导和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典籍十三经编纂在一起，奉为圭桌。2000年以后，它们仍像纪念碑一样巍然屹立，又加上后代许多哲学家的注疏评语。惟一可以比拟的是基督教的《圣经》 ，但是后者的观察视野狭窄多了，代表的实践经验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种可以和中国经典相等同的东西，恐怕得把新旧约全书和所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合并在一起，而在这里，中国的世界却比较统一得多了。
一个男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 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 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 。 1 万字，要熟记以8000到1 。 2 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参加每3 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经过5 天考试，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试为期3 天。最后才可以参与4 天的廷试。考生的老师和保员都有严格规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顶替，进场时一应衣物都经仔细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号码。每人行为都要详细纪录在案。一人一天只许去厕所一次，所以有便壶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时监考的官员也都单独另住，直到结果公布才能出来；人闹时还要放炮，行礼如仪。金榜题名之后，筵会欢庆随之而来。考取为进士后就可以参加殿试了。
经过初级考试取得较低一级的秀才资格的人，在19 世纪30 年代共约100 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的底层，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已不同于一般百姓，并享受一定特权。县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们。
这种士大夫身份既为人们所向往，国家就发现这个资格是可以卖钱的。大约有1 / 3 的秀才实际上是用钱买到的资格。这个风气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并不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倘如让科举制度作为升官晋爵的主要途径，那么，与其让社会上一些强有力者从外部破坏它，不如让他们从内部利用它为好。所以让少数商人和地主的儿子们花钱买到上层阶级的地位，正是权宜之计。让世人都知道这些官职是专为人们拿钱“捐”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容纳在科举制度之内。道光需要钱，因此他将这种出卖低级官阶制度又推进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督察当地的考试。此外，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还有些生命力，经受住了贬值和增额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显宦还是通过正规考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
科举分为三个层次― 一级在省会，再则在首都北京，最后在皇宫。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试大员到各省主持监考，对庞大的贡院里一排一排考棚里的考生加以核察。、无论对于考生还是对于监考人员，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严密的，比美国的五角大楼还要严格。几百名监考的官员在长达一月之久的时间里都被限制在庞大贡院中他们的居室里。在那长长的考棚中，每个居室里只放着三块木板，一块做衣架，一块做写字桌，一块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单间里放着被褥、食物、便壶、笔墨、砚台和公家发的考卷用纸，以备注天两夜之用。第一天对每人逐一检查，反复搜索，记上号码，安顿住处。第一批考题是翌日凌晨发下来，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来时交上的。这个程序还要另外重复两次。
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誊抄的人用红笔抄誊出来，另外有人校对、核对，所以考试的官员在评定时不看原来的考卷。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人人互相监督，这个制度做得绝对严密，不许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来说，1 万人中约有100 人录取。几乎没有几匹“骆驼”能穿过针眼― 除非是很有钱有势的“骆驼”。
每个省应考的人数可达5000或7000，有时甚至多达1 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