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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杨刚，她是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1935 年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反对国民党绥靖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分子。她参加了中共但做外围工作。她决心用文学唤醒中国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她是重庆的一家大报的文艺版编辑，受到该报社长（国民党政学系人物）的庇护。她的特长是在各省旅行采访，报道当地情况和人民的情绪，好使重庆当局知道。革命成功后，她被提升为北京《 人民日报》 的副总编辑。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为1946 一1947 年曾在美国一年并且在一个被查禁的杂志上发表过自由言论而忽然受到攻击。在这个打击下，她的信心显然被粉碎，于是自杀死了。
毫无疑问，被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中国管辖下表面上以自由主义者身份工作的干部，是能够鼓舞自由主义情绪的。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
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例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噬革命者了。到里957 年，一群新人开始掌权。他们出身于农民行列，受教育不多，对外面世界无知，满脑子排外和反对知识分子思想。
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故事，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即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人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现代化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之I ' ul 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L 台的统治者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的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这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他革命中也都发生过的。
16 大跃进及其后果
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从死亡人数的统计来计算，这是人类最大灾难之一。究竟什么事搞错了呢？稍为反思一下就可看出，大跃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八年间，给予外面世界的印象是比较活泼和有条不紊的，这是同后来的年代比较地说。这种有条不紊，一部分可归因于领导的团结。
背景因素
在大跃进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因素和一系列因果关系，而不能确定它们各自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一个表面的观察可以先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头10 年左右，革命活动大部分是按照苏联模式、由共产国际的顾问们控制的。只有到加世纪3O 年代和4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才导致毛领导下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 年开始的八年中，又回到苏联的模式。不过，这次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就是中共领导人经验相对较少的领域。到了1958 年，中共在毛领导之下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就是搞大跃进。这一个比较，虽然很是一般化，却表现出中共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农村问题方面，开始似乎还成功，但用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则似乎比较困难了。中共在农村工作经验中实行的社会政治战略，运用到城市来，就不一定都合适了。
如果不回过头看看中国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以及2O 世纪50 年代的情势，我们就不能理解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国家当局对农村居民是无条件控制的，例如，习惯上5 户l0 户人家组在一起，成为“保甲”，直到1000 仪刃户人家都登记在一块，相互监督保证。同样，为了工役和纳税，农户也以“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实行互相担保。从很古老时代起，皇帝就用这种办法在农村征集劳工，进行公共工程。总之统治阶级一面向农民征税，一面告诉他们干些什么。社会被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员与生产者，这种分化，现在可以由现代国家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紧密地、更完整地利用起来。毛和中共已继承绘制蓝图的工艺师角色，他们能够制定计划并追求一定的结果。他们运用延安时代已经运用的说服办法，制定斯大林式的指令经济，并且命令周围的农民照章办事。但是，一切中央的命令必须由地方当局付诸实行。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是：地方官员的士气，他们对中央的忠诚，是决定成果的关键因素。地方的中共积极分子和干部，现在一般说来已经取得帝制时代下级绅士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可以采用旧式官僚习气，用报告请示办法把事情向上级推，直到得到批准为止，而不切实地为人民服务。〕 当然，当时比较提倡平待待人，提倡用谦虚的语调讲话。可是整个的模式一望可知，存在着一种地方管理阶层，只管发号施令，叫群众执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在表面上看起来例也冠冕堂皇，但是像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它们是不是有效能的权力机构，人们不能不怀疑。
当士气高涨的时候，地方当局都会竞相向上级报告说他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如何如何之好。除了过度乐观主义的虚伪汇报之外，他们还会强迫命令要求下面报结果。当1955 一1956 年农业集体化实行得比预料的快得很多时，它至少在名义上使农村人口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土地和所有生产工具都实行公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但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速度之快，至少一部分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这些以政治起家的党的干部，为了显示他们爱国情绪的高涨或者表现他们是多么尽忠职守而向上汇报成绩。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了，并没有能够像他们吹嘘的那样实际工作起来。
在这种情势下，还有另一延续下来的因素，就是中国农民的顺从性。他们特别驯顺地接受当局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和平、安宁和生活一切都依靠当局。此外，在加世纪50 年代初期，中共和中国人民群众仍然觉得，大家都为了建设中国的共同事业而团结一致，所以中共领导的幻想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人民信任毛主席，仅这一点就立刻为乌托邦主义和幻想打开了门户，因为大部分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样，地方上对国家和党的当局的服从心，加＿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产生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人民放弃历来的习惯，工作起来24 小时不停地“连轴转”，几乎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为追求自由而抛弃了一切束缚。
毛和大跃进
大跃进开始时，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个决议，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发展速度不适宜于中国的情况。首先，同汾世纪汾年代的俄国相比，中国人口在1950 年是其四倍，而生活水平却只是其一半。尽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普遍建立，农产品却没有显著增长。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既不足以投资于工业化，也不能发展对外贸易来买机器和养活日趋膨胀的城市人口。
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大跃进，而是削减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比率（当时占到了48 ％ ） ； 把一些投资放到轻工业上去，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供应，可以转过来增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一种物质刺激。这样做的话，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就要讲究业务能力，不能单靠狂热精神。这样的效果等于进行农业革命，这本来是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必经的道路。
这种缓慢的主张不能适应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他说服了他的同事们，农村的问颐好办，只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就可以多多生产。推动力可以来自革命的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就是从这种决心产生的。可以许诺经济上的改善，但是个人劳动的物质刺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要用提高思想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来代替。这里就包含了对于农民心理极大的而且不可靠的推侧了。造成灾难的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以为把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便能增加生产力，精神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效力．人们只要把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生产得更多些。对于一些曾经克服过看起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而取得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人来说，用长征的精神猛烈地攻破经济问题，便会取得空前的奇迹，那是有道理的。大跃进的最主要妄想，就是认为社会政治动员可以解决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大量地使用人的劳动力，就能改进经济形势。
不错，人的劳动力用在开挖建造运河、截住河流、利用水力灌溉农田方面当然是可以取得成果的。至今中国农村还可以到处看得见1958 一1959 年间靠人工挖的湖泊和水渠。你只要在一块新工地沿着一条人工开凿的石头隧道走上一里多路，就可以看见当年为了让泉水浸灌上壤而汲干的工程，那就是大跃进中大量运用人的劳力的成就。但这一切同改进了的技能和资本设备相比，能增加多少个人平均生产力呢？旁的不说，劳力的动员也应当慎重精密地计算和组织才可以达到经济目的。当中共领导发动大跃进时，似乎有几种因素促使他们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因素是延安时代经历过的平均主义理想。中国革命中的平均主义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名词。它可以意昧着提高受苦的人和降低享受的人的生活，简单地达到极权主义控制的目标。但是从历史上看，它也可以代表打破社会L 统治阶级与平民问差距的一种努力。这样，大跃进的原始想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拉下一等。他们没有参加中共的长期战斗的经历，没有他们也无所谓。有人早就宣称过，书本是无用之物，专门知识不是必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成为专家，中国人民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对于新解放的农民来说，是很听得进去的。
大跃进也被它的同义语从根本上歪曲了。毛不喜欢官僚主义的集中，而喜欢经济的分散，甚至于撤销了中央统计局。这样干的结果使领导可以因好大喜功的地方管理人员异想天开的夸大报告而盲目乐观。他们很快对于实际发生了什么事就惜然不知了。感情用事，任意取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分散主义的想法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个地区种什么农作物比较有利都不顾了。有些省份试图钢铁自给自足，在家庭后院里建造起高炉。另外一个分散主义做法是把人民公社办成完全自给自足、样样都管的行政机构，不但监督大队的生产活动，并且监督下面生产队的活动。人民公社自从］958 年一开始，就处理地方的财政和投资、健康卫生、文化生活以及农村生活的所有方面。
分散主义的另一说法，是地方干部在中央决定之下时刻都在活动，他们欢迎每一个动员群众从事新方案的机会。大跃进大大提高了党作为社会领袖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中央政府各部的作用。政治的结果是给意识形态＿匕狂热的群众组织者以活动的机会。大跃进企图利用群众动员来达到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这就使中央很难驾驭地方积极分子，叫他们回到中央决定的有秩序的程序＿七去，而经济管理所需要的，正是有秩序的程序。导致大跃进的一切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来判断，人们只能得出‘？ 个结论，即他的重大优点，正是他的重大弱点。从1920 年起，他以其毕生精力，用一言一行来进行对现行程序的变革。在1949 年以前，他的斗争目标在历史上很清楚的；但是从那时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的现成人群为目标，以至于后来与走人歧途的苏联分道扬镰。毛泽东采取革命方式的主要动因，是动员群众并镇压过去管理过群众的知识分子。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坚定的意志和群众的振奋，能够完成多么大的业绩。当他发觉1958 年大跃进发生困难时．他就又采取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即延安式的群众运动。
各种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怎样像，一个乐队似的演奏起来的？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清晰地论证过。但我们不需要用很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断定，除了中共控制的新闻传播媒介外，毛还有他个人的秘密通讯网。在形式上，下一步举动总是由“群众”自发首创，而毛和中央委员会则以“群众路线”方式加以响应。事实上我们可以认定，真正的“自发性”来自毛本人和中共，实际上就是他们发动和指导它进人公共环境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