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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发号施令，自己则过得好些。搞“四清”就是针对那些作风＿L 变成剥削者的干部而来的。
中共为了铲除这些弊病，采用的办法是派外来的工作队去纠正当地干部的歪风。这在程序上有点像最初土改时反对地主、恶城、上豪的样子。工作队先在村里住几个星期，访贫问苦，跟贫困户拉好关系，收集对当地干部的怨恨和证据，然后用无止境的盘问、逼供收集群众斗争会上的材料。这都是和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一样的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变成中共操纵的农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农民已经不是旧日行刑现场的消极旁观者，现在他们已变成当局指定的斗争对象的吵吵嚷镶的控诉者了。
党的官员们对于毛又要搞一次群众运动来整风不大起劲。毛失望之余，在1965 年就开始向党外寻找一种整风办法。
同时，毛想解放中国农民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知识的公民― 这种理想，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是很容易接受的― 这一希望也受到挫折。教育向来是尊祟孔孟之道的人主要关心的事情。大跃进面对着一个双重问题：怎样按照新的安排使普通人都能受到教育，同时还继续通过现有的中学和大专院校制度培养必需的人材。新的努力集中于创办延安时期实行过的“民办”半工半读学校，于是成百上千的半工半读中学到处成立，学制则改变美国式的12 年制，缩短为苏联式的10 年一贯制。为了使普通民众就学，不得不简化教学内容，因此教科书必须重新编写。编写人员短缺，专科教材因没有人写而简直没办法找到。把欢呼口号的农民现炒现卖地变成“科学家”去充当技术员，证明是没有效益的。不管怎样，半工半读学校总不如正规的学校。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给半工半读学校造成一个坏的名声。人们把它看成青年上进的一条次等的渠道。农民家庭很快就看出，他们的孩子们要上进到较高的阶层，还得通过正规的学校制度。进半工半读学校只能取得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身份，所以他们宁肯让他们的孩子留在家种地一活，也不愿让他进半工半读中学。正规制度的教育家们，看到正规学校不得不降低规格容纳那些资格较差的半工半读学生，就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培养程度较高的学生来保持较高的标准。这种办法以前在延安是用过的，就是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学生、教师、设备集中起来。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恢复之后立刻可以看出，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率高，其中重点学校的毕业生都得高分数，而半工半读学校的毕业生都得低分数。不但如此，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中学里也占统治地位。但是重点学校里的高材生，往往是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多有‘’家学渊源”。
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教育改革和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新做法，直接冲击了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旧有的分野。毛的教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处于不利地位。结果是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受到处分，或者甚至为现行制度所摒弃。可是大学考试制度还和过去按分数录取是一样的。结果是到加世纪印年代中期，中国的新的教育制度变成双轨制度，高分数的学生仍然走向上层。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阶级结构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高材生的选拔使大多数青年感到失落和不满。到2O 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担心毕业生过多，安排不了就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受到了限制，而城市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劳动市场也越来越不安定。除技术工人工资较高，位置比较稳定外，大多数人则没有工作保障。中国社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部分人都处于紧张状态。
中苏方裂
回顾25 年前的l960年，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中国人和俄国人要分道扬镰了。事实上尽管美国需要越过太平洋，但她同中国的接触却比俄国人经过西伯利亚和蒙古施加影响要广泛而且持久。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办大学教授中国学生。中国上层阶级的第二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俄文。中国和俄国的往来曾经要凭借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的几千名学生，而前者的影响直到2O 世纪20 年代才开始。中国人跟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相知很深，却不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会忘记斯大林在加世纪20 年代曾给过他们错误的劝告，并且在1945 年曾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为俄国在满洲的利益服务。总而言之，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中国一旦发展起它自己模式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种关系就会解体。有一个事实可以促使这种关系瓦解，这就是中国有朝一日当真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外援时，美国及其盟国能够比苏联提供多得多的供应。这是25 年后今天的看法了，可是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呢？在当时国务卿杜勒斯长老会式的讨伐“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长征中，曾把以莫斯科为首、触须伸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看成铁板一块。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冷战斗士们（包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内）看来，中国人决不会摆脱俄国极权主义的控制。同样，越南共产党人也不会同中国共产党翻脸，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集团。
说我们当时的理解完全错误，甚至是愚蠢和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聪明些或加息灵通些了，但是我希望如此。
中苏间的分裂，在2O 世纪5O 年代末就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l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O 周年纪念时，说了一些吹捧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优越地位的话和一些比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所愿意听到的更好的话，例如说这件事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和帝国主义世界末日屈指可数，等等。这个时候，中苏之间签订了好几项关于技术交换、包括核弹的援助协议，而且还有一万名左右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业建设。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受苏联教育和文艺模式的影响。这时俄语已成为他们的第一外国语。俄国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都受到欢迎。
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之后，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于1958 年和1959 年两次到北京，和毛谈得很不融洽。赫鲁晓夫认为毛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异端论者，他的判断不足为凭。赫鲁晓夫对于毛在大跃进中竟然夸口说中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会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大为气愤。尤其叫赫鲁晓夫冒火的是，l958 年毛计划向厦门对面国民党军队驻扎的金门岛投弹轰炸时，竟没有告诉他，理由是那“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就抹杀了一件事实，即美国与台湾有同盟关系，正像中国与苏联一样，而且这个被称为内战的事，可以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对抗。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谈判一个临时性维持现状的协议。在台湾海峡的危机问题上，苏联拒绝支持中国同美国对抗，当然也就不会兑现以原子武器支持中国的诺言。到1960年中期，赫鲁晓夫突然从中国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并且带走他们设计的图纸。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即向苏联共产党发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这一个分裂是很严酷的，因为中共和苏共原是信念相同的，现在则互相指责对方背叛，彼此再也不能相容了。
历史上的大跃进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在还是处在大人物主宰的阶段，毛泽东和领导层中同他相关联的人物站在舞台的中心。在他们的两翼，有几百万帮助他创造历史的积极分子，再外面的街道上，才是成亿的中国人民。这当然是写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历程，特别是当研究工作不得不从国外以引证领导人的言论开始的时候，尤其如此。有些突破性研究已出现了，对于其他领导者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的研究资料已在积累起来。过一定时间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地情况的编述、农民的不满、干部的情绪以及反映中国人民极其复杂多样但真实经验的作品。有些作品是要将实地调查和大量的个人回忆录结合起来方能写出的。
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甚至和他自己的群众路线都不相一致。他在2O 世纪50 年代中期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旅行全国各地的活动被宣传为“让他亲手切一切农村的脉搏”。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到农村考察，我们都不可以断言他是和当地干部一块儿谈话，而不是和农民单独谈话。他不会比一个外国旅游者更能够撇开伴同他们的地方当局而同当地人谈话。可是他一定能够感觉得出来当时民众的感情并有相应的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理解革命中的民众因素。毛在他的部队前面站得多么远呢？
最为重要的是，大跃进是在农业集体化几年后发生的事，这个集体化是经手操办其事的地方千部坚定不移和全心全意工作的结果。千百万人民，男人和妇女，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都是政治积极分子和管理人。他们既是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又是在革命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是利用革命创造出来的机会，从群众中崭露头角的。在社会结构上，他们的地位一般地说来是和帝制晚期和民国初期的下层士绅― 包括那些隶属十L 层东家的管事、“不在乡”地主、地方小官吏、地方帮派头目、农民协会头目、军人以致其他曾经向农民催租征税、征兵、派工、甚至横行霸道的人― 相当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帝制时代末期这些下层士绅怎样蜕变成土豪、小恶霸，不再依附那个时候的在城市里的上层绅士阶级的情况。
实在地说，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共下部取代下层士绅旧的残余分子的过程。在实质上和生命力上，他们代表一个新的政权；但是从结构上讲，他们更深地渗透到农村生活中，而且他们代表了党的权威。下层士绅们在当地地位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而中共干部则因代表更高的权威而达到统治地位。另外‘一种看法也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农村中的新的积极分子一旦响应了号召并发现他们通过农业集体化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要做事情，而且准备做更多的事情。大跃进是很难刹车的，因为积极分子把农村重新组织起来以后，他们必须继续于下去。
“解放”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要不断解放下去。
这个场景中的一部分，是青年们有机会在世界上出头露面了。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和60 年代初期，中国变成了一个年轻人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过去决裂，急于竞争，猎取显赫地位。你可以设想一些别的动机使他们如此，不一定是自私自利或物质方面的动机。！日的对农民生活的束缚解除了，识字运动普及了，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都可以激发青年们参加一仲高尚的事业和为它们自我牺牲。
但是，展望中国的历史，大跃进看起来就像是某一项古代巨大工程的最新版本。明朝重新凿通大运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成都附近修建美国B 一29 重轰炸机基地，都是从农村中召集民工干起来的。一个村长就可以奉命召集多少民工在几天以内（譬如10 天）完成偌大的工程。村民们就会带上粮食和铺盖卷，搭起席帐睡在工地。他们就地做活、吃饭、睡觉，把活干完后一道回家。当然在劳动程序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安排，但是总的说来都是一样，挖土装筐，挑起扁担，把泥沙、石块运走。大跃进中修闸建坝、挖掘运河，不过是古代建筑重大工程（例如史前建设的安阳、郑州等都城）的翻版而已。指挥这些庞大劳动力，是统治者的特权。毛使用这样的权力，是很自然的。
不但如此，农村中下级干部指挥生产时常有不切实际的情况，例如种地时要把土挖得越深越好，结果盐碱渗到土地面上；复种太密结果没法收割，等等，说起来这些还是从过去上层阶级一些治国方略中教导农民的经典理论提炼出来的呢。
至于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我们现在还有不少东西须向历史学习哩。
在2O 世纪6O 年代最初几年，经济上经过一些整顿恢复之后，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又转向内部了。不错，在1962 年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中，经过印度的长期挑战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一场漂亮的速决战。但是随着中苏论争进一步激化，中国力图组织非洲和亚洲发展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