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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阮文新告诉我，在西贡的妓院里不仅有柬埔寨姑娘，还有老挝姑娘、泰国姑娘、印度姑娘、马来姑娘，甚至还有一些白人和黑人姑娘。她们有的在西贡呆了很长时间，也有的过一段时间就转到其他国家去了。阮文新说，两年前法侨开设的斯打星都夜总会用三千美金从意大利走私商那里买了一名十五岁的波兰姑娘，专门接待美国军官和越南高级官员。这种贩卖妇女的买卖在西贡十分流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妓院和夜总会都从事这种生意。
我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江确实有一副柬埔寨姑娘特有的脸型，高高的额骨、尖削的下巴，而且头发又黑又密。出于好奇心，我决定使用阮文新给我留下的那把标有A12记号的钥匙。
陀陀古的确比我去过的“人肉市潮高级得多，四面墙壁非常平整，地上铺了用棕毛或什么材料编织成的席子，漆成紫色的竹床上挂着粉红的蚊帐，一切都显得很干净；只是天花板太矮了，我伸出手就能够摸得到。
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发觉江一直在有意地用她肥胖而且潮呼呼的奶头蹭我的胳膊。
我用胳膊向后碰了一下，想证实她那高耸的、颤巍巍的乳房是否装有衬垫，然而被她躲过了。她嘻嘻笑着，从后面抱住我的腰。我转过身揪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到面前。怎么？
她胸前的罩衫出现了两块湿渍，很像奶水溢出的痕迹。我让她把罩衫脱掉，她照办了。
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是两只硕大饱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汁液的乳房，直径很深的深褐色的晕轮显然是产妇特有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住她的肩膀问道。
她没有回答，脸上出现慌乱的神情，举起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向下按，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我想问问她，可是还没有说出话，大股的奶水便喷了出来。她的手搂得很紧，甚至把乳晕都塞进我的口中，这是怎么回事？我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莫名其妙。渐渐地，这只乳房空了下去，她又换过另一只。还是像刚才那样塞在我的口中，同时还发出像是叫喊又像是呻吟的怪声。她躺了下去，仍然搂着我的脖子……终于，她平息下来，身子软绵绵地瘫软在那里，看得出，刚才她处于一种神志不清的极度性欲亢奋状态。在当时的西贡，使用各种催情剂屡见不鲜。一些妓院的老板们常常给妓女服用、注射“Thuoc bua me”（一种媚药）或者其它情欲亢奋药物，以便使她们对每一个客人都保持自发的渴望。这位柬埔寨姑娘也是由于催情剂的作用才这么亢奋吗？从她饱满的乳房看，她好像刚刚生过小孩。但是，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陀陀古从事这种营生呢？
我们躺在地上，慢慢地交谈起来。尽管她的英语和越语都极为蹩脚，甚至颠三倒四，但是我还是通过她的手势和表情弄懂了她的意思。
她告诉我，她原来的名字叫“多依拉”，“江”这个名字是到西贡后起的。她的家在柬埔寨的大米散集地柴桢，有兄弟姐妹六人，父亲为一家碾米厂做工。一年前，她的父亲在从磅略白返回柴桢的途中，被越共分子开枪打死了，这使得她的一家人陷入极为穷困的境地。一次，她在大米包运站只几个补麻袋的妇女说，西贡有家新建的人造冰厂正在柴桢招募一批柬埔寨女工，工资是每月二千元南越币。为了谋生，她和姐姐赛邬玛及另外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在几天后登上了一辆开往西贡的卡车。然而，那辆卡车把送她们去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人造冰厂”，而是这家陀陀古跳舞常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名叫德焕，是侨居西贡的柬埔寨人。在德焕和打手的威逼下，从柴桢运来的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全部当了妓女。多依拉十九岁的姐姐赛邬玛和其她四名柬埔寨姑娘不愿意受这种凌辱，在一个雨夜搭乘汽车逃跑了。由于她们既不懂越语，又没有钱，很快就被西贡的黑社会组织捉住送回陀陀古跳舞常为了罚戒其她的姑娘，德焕把赛邬玛等五个姑娘毒打了一顿之后锁进一个铁笼子里，一连三天不给她们食物。后来她们被德焕以每人五十美元的价格卖给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由他们转卖到其他国家去了。留在陀陀古跳舞场的九名柬埔寨姑娘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一千元南越币的“报酬”，尽管每次客人付给她们八十至一百元南越币。
听到这里，我觉得她们很凄惨，因为当时在西贡猪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二十元南越币，鸡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三十五元南越币，而这些年轻姑娘的肉体还不值一公斤猪肉或鸡肉的价格。难怪西贡的《行动报》说：“用一瓶美国威士忌就可以换到几个越南姑娘。”
我望着她那两只又在渐渐鼓涨起来的、硕大的乳房，问她为什么在哺乳期还要出来接客。
她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顾虑。最后，她终于对我叙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原来，陀陀古舞场所有的舞女就要定期注射一种空孕催乳剂，使她们未经生育却分泌出奶水，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顾客。这种烈性空孕催乳剂不仅能无需生育即使妇女的乳房分泌出大量的奶水并激起无法抑制的性欲，还有另外一种副作用，即：如果不及时把分泌出的汁液排出来，乳房便会极度膨胀，甚至发生乳房肌肉痉挛，导致爆裂般难以忍受的剧痛。所以凡是注射过这种空孕剂的姑娘，只好不断地把奶水挤出乳房，以减轻痛楚；然而，她们愈是挤清乳房内的奶水，奶水分泌得反而愈多，乳房则愈肥硕，奶头也愈发达。可怜的是，那些在陀陀古跳舞场的妓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出卖自己肉身的同时，还要将她们本应哺育婴儿的乳汁奉献给到陀陀古寻欢作乐的男人。从多依拉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简直像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听凭了可悲的命运的安排，终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一切都明白了，我甚至还猜到配制这种把女人当作牲畜来糟蹋的药物的“药剂师”的名字。
“多依拉，”我叫着她的柬埔寨的名字：“你知道陀陀古跳舞场从哪里搞来这种药物的吗？”
“你说什么？”她说话含糊不清了，脸上又现出迷惘的神色，她的两只乳房也再一次膨胀起来，粘液涌出她的下身，沿着她大腿的内侧淌了下去……我知道，一定是药物的效力使她再度进入了不能自持的亢奋状态。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由于药物促使性亢奋的反复发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因难以满足的情欲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医学上称为nymbhomania（女子性淫狂）的荡妇。
1966年6月29日，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出动喷气式飞机轰炸了北越首都河内和重要港口海防的油库，作为对北越的一次报复。河内的油库已经被夷为平地，海防百分之八十的设施也被炸弹所摧毁。
“美国人早就应该对北越进行这样的轰炸。”我的越南同僚们认为美国人似乎终于觉悟了。
“那么，你们在北方的同胞会怎么看呢？”我问。他们愕然地望着我，感到很奇怪。
作为一名美国军事顾问，我是不便同他们过多谈论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想讨论的问题。然而见到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我的确对美国帮助南越政府进行这场战争的性质产生怀疑。在这个国家里，邪恶似乎可以找到借口，是不得已的行为。当然，使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些越南人竟把残害自己的同胞当成一件乐事，甚至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十几年里，我见到了无数他们的同胞被他们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紊宝了，各地的监狱继续暴满，而在社会中的残暴行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本段中“紊宝”一词原文如此，可能系印刷错误。——South Guo注）当我把陀陀古跳舞场舞女注射空孕催乳剂的事情告诉民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那个名字叫“绒”的舞女自称刚刚生过孩子，不肯向他吐露实情。“美国人对这种事情还会感到惊奇吧？”他问。
“我个人确实如此。”我回答道：“总而言之，越南人对妇女的虐待似乎远远胜过了他们对战争的研究，这使我感到越南妇女遭受的苦难过于沉重了。”
民听了我的话并无反感，甚至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起了他与绒苟合之事：他告诉我，绒已经二十九岁了，在她的丈夫被越共打死之后，才从事这种生涯的。
“为什么警察局没有接到过一份对用药物摧残她们的控告呢？”我问：“那些被害的妇女自己甘于忍受这种折磨，还是别有什么缘故呢？”
“这种控告也收到过。”民若无其事地说：“但没有几天，不是控告人自己收回指挥，就是以控告人意外失踪而结束。所以警察局即使收到了这类控告，也不会过问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些妇女因为受到黑社会组织的威胁而不敢控告，否则便会遭到匪徒的杀害吧？”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举告，因为知道那是没有用处的。另外，西贡各酒吧和舞场的老板都与教派武装或者有背景的地下组织有关系，即使警察局出面干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何况对那些娼妓。”
民谈起了西贡教派的武装和黑社会的帮派组织。他说，政府和警察在市民中并没有什么声望，而高台教、和好教、平川教却可以直接控制他们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能够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械斗。西贡的黑社会组织大都与这些教派有关，经常进行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所以市民非常惧怕他们。平川教有一个极为残忍的组织，就是众所周知的青林帮。青林帮主要进行贩毒、绑票等犯罪活动。警察几次与他们发生冲突，但都毫无结果。与青林帮平行的还有一个叫作“天地会”的恐怖集团。这个组织主要由堤岸的一些中国侨民组成，是一个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暗杀的匪帮，后来扩展为有许多越南恐怖分子在内的庞大的集团。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前，至少有二百多名法国人被这个组织暗杀。
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国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绥靖工作的进行。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像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候，然后去挂了电话。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你好，莫尔上校。”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
1963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1963年11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懦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皖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他向我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