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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早晨，我们在二十名骑脚踏车的高台教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西宁市，缓慢朝东南方向行进。此时，天下起了大雾，潮湿的空气吹来使人感到有些闷意。渐渐地，雾气在我们面前凝成了白色的屏障，几英尺之外变成茫茫的一片，我们不得不停止行进，下车来到附近一个橡胶种植园休息，等待雾气散去。
这家橡胶种植园主名叫陈助，大约四十岁左右，身穿黑绸的宽大衣裤。他告诉我们，他祖父经营的这块橡胶种植园一度被法国红土公司强行买去，而本应分五年付清的钱款被法国人单方面以一块贫脊的位于灰土地带的橡胶种植园顶替，他的祖父被逼着在契约上签了字。那块灰土橡胶种植园的面积只有五十公顷，而且产胶量极低。他的祖父万般愤慨地联合了几家越南橡胶种植园主上诉到法院，均被轻易驳回。最后，他的祖父含恨死去。1953年，陈助随同高台教的部队打回这里，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这块橡胶种植园。
“现在我雇佣着140多名割胶工人。”他指着橡胶林用法语对我说。“另外，我还购买了一辆卡车。这儿再也不是法国人的天堂了。”说完，他哈哈笑了起来，同时还不断地用手传出口哨的声音，许多工人都放下工具向里跑去。
陈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着他的橡胶种植园。那时雾依然很大，我们只能望到胶林淡灰色的边缘。我请求陈助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他的橡胶园和工人吃早饭的情形。陈助没有任何犹豫，就笑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拉起他吵闹不休的七岁儿子陪我们朝橡胶林走去，然而还没有走到橡胶林的边缘，他的儿子忽然按着肚子大声哭了起来，陈助尴尬地笑了笑，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患了痢疾，请他的助理陪同我们到橡胶林去，然后背起他的儿子走了。
进入橡胶林约二百码左右，我们来到一座低矮的小木屋的前面，那是给工人做早饭的伙房。可是奇怪的是，工人们并没有坐在小屋前空工设置的板凳上吃早餐，而是聚集到小屋西面围观什么。
他们看样子很高兴，不停地喊着：“Co hai！Co hai！”或者“Co con gai！”
“他们喊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个助理。
他摇着头告诉我：co hai的意思是大姑娘，而北方人则说co con gai。“看来这里的割胶工人也有许多北方人。”他说。
“他们现在围在那里干什么呢？”
尽管我从他们喊的内容里猜到他们可能在干着某种荒唐的事情，但却不能相信他们真地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卡博内尔上校告诉我越南人经常干的那种群交，何况其中还有许多女工也在一起喊着：“Co hai！”呢。
助理说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他说，“工人们在玩一种什么游戏吧。”
我们好奇地挤进人群，向里面望去。我们看到，工人们围在圈子中间，三个神色慌乱的白人妇女正在几名手持割胶刀的越南工人的逼迫下脱着衣服，其中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妇女脸上有一道刀痕，鲜血还在流淌。她们被工人的喊声吓坏了，惊恐的眼睛盯着他们手中的刀子，不住用颤抖的声音求饶。而工人显然不懂法语。听了之后反而哄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阮文伟上校奇怪地问。
“她们是‘联盟’部队刚从禄宁捉来的俘虏。”助理说。“一周以前，法国军队被人们打到柬埔寨去了，郑世明将军把抓回的法国士兵送去作苦工，把女人分给我们作仆人，这几个法国女人就是派到这儿给工人做饭的。工人都非常仇恨法国人，所以要拿她们取乐。一天前他们就要戏弄她们，被老板阻止了。看来，这次她们恐怕要遭殃了。”
这时，那个肥胖的法国中年妇女已经战战兢兢地脱下了她的裙子，许多越南人涌过去侮辱她，有人托起她巨大沉重的乳房或摸她的下身，还有人拿来绳子丈量她肚子的尺寸，一个越南女工嘻笑着挽起裤脚，比量起她那位可怜的、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被人当做稀奇的动物观赏的法国妇女的腿部。……忽然，持刀的工人揪住她的头发，使她向前弯下身子，然后从后面把手塞进她的下身让其他工人观看。工人们发出惊叹的喊声和笑声，又有十几个工人挤过去按同样的方法轮流在她的身上试验，甚至一个越南女工也把手伸了进去。那位法国妇女忍受不了痛苦，呻吟着向前倾倒，但是被几个越南人揪住了。
这时候，另外两个法国妇女也被剥去了衣服推到圈子中间。她们看上去都很年轻，似乎是法国文职人员的家属。由于她们强烈地挣扎，几个越南人反扭起她们的双臂，迫使她们接受这种野蛮的侮辱。看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愤慨，想过去阻止那些工人胡作非为。
但是被阮文伟上校拉住了。“你会被他们当作法国人的。”他悄声说。“过去法国人糟蹋越南妇女，人民都恨他们。现在这样也并不过分。”
“请救救我们吧！”一个法国姑娘看到了我，发出凄惨的哀求。她的双臂被反扭到背后，头几乎都碰到了地面。一个越南人正把手使劲向她的下身里插着。此刻，我已经无法控制我的情绪，摔开阮文伟上校的手冲上前去，挥拳打倒了正在企图把手全部伸到法国姑娘下身里去的越南人，又抓住反扭她双臂的两个越南人的头向一起猛撞，他们无声地倒下了，被放开的法国姑娘也摔倒在地。正当我要向扭着另一个法国姑娘并惊愕地望着我的越南人冲去的时候，我的头部突然遭到了一根木棒的袭击。
我顿时失去了知觉，然而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被越南人用绳子紧紧地捆绑在一棵橡胶树上。我努力睁开眼睛，头部一阵剧痛，同时感到额角淌下冷丝丝的血来，使我一只眼睛的视力模糊了。那时雾似乎小了一些，我看到阮文伟上校也被缚在一棵橡胶树上，而那个助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暴怒的工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手中挥舞着割胶刀，看样子要把我们杀死。阮文伟上校不停地用越语向他们喊话，好象在对他们解释：“Chinh thi nguo My！”他重复地喊着。后来我才知道，阮文伟上校为了不使割胶工人把我当作他们憎恨的法国人杀死，极力向他们解释我是从美国来帮助他们打败法国人的，之所以这他们才没有立即对我下手。这时，那个助理带着陈助和二十名护送我们的士兵匆匆赶来，把工人驱散了。
“你不要同情那些法国母狗！”陈助用法语说，恨恨地用手中的拐杖指着赤身裸体蜷缩在地上的三个法国女人。“你想不出我们受过的苦难，当年这个橡胶园里有七十多个越南姑娘都被法国人糟蹋了，就连十岁的女孩子和临产的孕妇也不放过。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不是遭到他们的毒打，就是被他们杀害了。现在不同了，我们就是要用他们对付我们的办法对付她们，不管谁都一样，让她们也受一受我们受过的苦难。”
他给我们讲起了他同父异母妹妹贤的遭遇。
1949年8月15日，他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妹妹贤参加了要求法国种植园主根据当地气候情况改善工作条件和发给津贴的停工运动，并与另外六个女工一起躺在路上阻止种植园主的车辆进入种植园。8月19日，种植园主调来法国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贤和另外六名女工。她们被带到法国军营中，遭到了强奸、鞭打的酷刑拷问。法国士兵把她们被打的鲜血淋漓的身子浸到盐水池中，然后将她们一丝不挂地捆起来放到8月酷热的太阳下去暴晒。贤和另外六个姑娘被拷打折磨了三天之后，法国士兵把她们带回了橡胶园。
“那天清晨我带了一笔钱送给那个法国种植园主，请他出面释放我的妹妹。”陈助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不能亲自去那里，便让我陪同继母一起到了那个种植园。大约早晨八点多种，一百多名法国士兵押送着贤和另外六个姑娘沿着大路朝橡胶园走来。法国士兵一面走，一面用脚踢她们。我看到她们都非常虚弱了，脸上布满鞭痕，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快到通往种植园进口处的大门时，一个姑娘晕倒在地上，法国士兵一涌而上，把她的手脚反捆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木棍穿过去把她倒悬着抬进种植园。法国士兵把全体工人都召集到一块空地，拿枪逼着他们挖了七个齐腰深的坑，然后把几个姑娘反缚在木桩上放进坑里，把土填到她们的胸部以下，宣布要杀死她们。我和继母急忙去找种植园主，可是等我们一起返回那块空地的时候，发现贤的两只乳房已经被法国士兵用刺刀割掉了。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我们不敢反抗，只好默默地收拾贤的尸体。这时，法国士兵把另外六个被半埋在土里的姑娘的上衣撕开，用点燃的树枝慢慢地烘烤她们的乳房，直到她们惨叫着死去。所有在场的越南人都把仇恨隐藏在心里等待着，而现在复仇的时候来到了。”他轻松地笑了。
那次虎口脱险的经历使我在以后与越南平民的接触中极其谨慎，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个民族对法国人痛恨的程度，以及越盟为什么能够轻易地战胜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法国远征军，尽管当时我对他们的过分报复心理不甚了解。直到几年以后，当我们美国人（从总统到士兵）被激发起同样强烈的情绪，以同样的方式对越南妇女和儿童进行同样，甚至更为残酷的报复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些割胶工人当时的心情。
雾气已经散去，橡胶林清晰地显露出来。我最后望了一下那三个已经被割胶工人吊到树上去的法国妇女，然后跟着阮文伟上校钻进了吉普车。在开出几百码的时候，从胶林中传来女人尖厉绝望的嘶叫声，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从越南同僚那里得知，自从1945年开始，这种在被捕获的法国妇女身上发泄仇恨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的农村和山区十分普遍，而这种事往往会激发法国军队以大规模屠杀来报复。一次，越南人在中部城市明坎把一个法国商人十五岁的女儿引诱到郊外强奸。那个法国少女被越南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受尽各种折磨，当法国军队追踪到距离明坎七十八公里外一个叫骄诺由口的地方时，那个法国少女已经被越南人肢解在大路旁的一座草屋里。法国人愤怒了，他们在返回明坎途中每遇到一个村庄都要捉几名越南妇女，最后他们把带回明坎的七十多名越南妇女一起杀死，埋在那个法国少女遭受“杂交”的河旁，并且在那里树起一块牌子，以此惩戒那些正在进行报复暗杀的越南人。
然而，越南人的决心使得法国人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最终把他们的远征军赶回了欧洲，留下日渐孤立的法国商人的家属替他们赎罪。虽然许多已经加入法籍的（如陈文敦将军等）和亲法的（如杨文明将军、陈善谦将军等）高级官员的竭力庇护，但是北方的法侨商人仍然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那个地方。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一个当时最危险的任务，即：利用我能够讲法语的便利条件，化装成法国商人混入河内，具体指挥“平”小组进行活动。
“平”准军事小组是卢西恩·科奈恩中校负责，通过一个忠于保大政府的正常“北台越”组织起的由十三名越南人构成的行动组。早在我到达河内之前，他们就已经由美国海军萨宾上将的第九十八特混舰队送到海防登陆，而陈纳德将军经营的以台湾为基地的民用航空公司在更早些时候为“平”小组把武器从西贡偷偷运送进了海防。
1954年9月中旬，我乘坐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难民的C41飞机到达了河内。
当时的河内正处于一个狂乱的时期，到处挤满了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房和伙食都非常昂贵，人们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每当入夜便可听到冷枪的声音。正象兰斯代尔小组以日记形成撰写的1954年6月—1955年8月准军事小组活动报告中所说：“使人们回忆起了我们拓荒的苦日子。”
越南人民多数信仰佛教，非常相信占卜和星象，他们在结婚、为小孩命名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以此为指导，基于这个原因，我向兰斯代尔上校建议让菲利普中尉利用星象学进行心理战宣传。在他的具体负责下，一位名叫赵定的爱国者编写出一本历书，另外一些越南著名星象学家也编写出预言历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作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总理的新政府则说了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
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销售，或者偷偷运进越盟地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无论住在城市的居民还是从农村涌入河内、海防的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