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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仗打得很大了，为了出奇制胜，印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空投伞兵抢占某些要地。
最后只剩下东段，也就是藏南。这里的地形原本是最不适宜用兵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了中印之间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
首先“阿鲁纳恰尔邦”（即藏南）本来是中国的领土，占在别人的国土上是最容易招致攻击的。而驻扎在这里的印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相比对面的中国军队都占有优势，他们一直是以进攻的姿态驻防，是因为通过藏南这个突出部，印度可以快速地深入到西藏的腹地。在藏南用兵，印度还能得到附庸国锡金军队和藏独武装的配合。
空中交战将是未来中印作战的重头戏！没有制空权在空旷的西藏高原上，任何地面部队都是活靶子！我们必须加大高空隐形重型轰炸机的研发，这是消灭印度陆军有生力量最为实用的手段之一。
藏南这种对于印度军事态势上的“地利”也有不利的一面，机械化重型装备难以通过藏南崎岖的地形，印度的山地师和轻机械化部队深入西藏将难以抵挡解放军后继增援上来的成都军区摩步师的进攻。所以印军即使突入西藏境内，也不会纵深太深，以避免上次战争那样被解放军给包围歼灭的局面。
当然印度手里还有“达赖”这张牌可打，在西藏扶持傀儡政权，把水搅浑，使入侵带有了某些的“合法性”，印军不想在藏南消极防守，把战争引入西藏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思熟虑的。
中印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站在印度的角度一定希望是一场“闪电战”，在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时，就快速开始。在中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以前，就快速结束，因为大国与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是谁也承受不起的。战争或冲突的目的不是谁要消灭了谁，只是谋求谈判桌上更大的谈判砝码，所以你那些原子弹和远程导弹在中印冲突中是没什么用的。
也许就三天，仗就打完了，印度占领了土地，然后要谈判，把全世界都请出来调停。如果是三天，我们现行的军事反应机制和目前的军力部署，能否保证我们的军队打赢呢？
第三。中国是否能如愿收复藏南？
我想，即使是最权威的军事专家也不会愿意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现阶段，也许谈判是更为现实的手段吧……
那么中国到底又有没有能力驱逐占领藏南的印度军队呢？那么多的印度山地部队盘踞在藏南山地~~（一定有国人很担心）
印度占据藏南的军事指导思想已经过时了，还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战那水平，现代化战争根本就不是那么打的了。如果我是解放军的指挥官，根本就不会去硬碰硬攻打藏南，我会选择迂回的策略。
第一步，取得制空权。用空军、地空导弹、战略轰炸机和地对地导弹摧毁掉印军的飞机和机场。这仗不一定要求打得漂亮，只要结果。
第二步，在强大空中火力的掩护下，突破一点，长驱直入，机械化部队直取恒河平原，直接攻打新德里，攻其必救。必要时可以通过“中立国”的领土，这要求我军必须投入十个师左右的兵力，穿插得要狠，坚决地割裂掉藏南与印度之间的联系。
第三步，围困藏南的占领军。首先加强藏南中国一侧驻守，防止其狗急跳墙，窜入西藏。其次用猛烈而精准的空袭打掉藏南印军的后勤，补给系统，尤其是粮食、饮水和照明亟各种仓库。用钻地弹炸毁那些地下后勤供应系统，让它十几万大军在藏南呆不住，守不了。
第四步，只轰炸，不在藏南山地攻坚。印度守军后路被切断，后勤被打掉，防线工事就失去了意义，用“围点打援”或“围三缺一”，在运动中歼灭掉（或驱逐）那些山地部队。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进行的最大的一次围歼战。
第五步，收复藏南即宣布停火。
（本文系原创撰写，版权归作者彭志文所有，文中观点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已有政协政经智库属重复建设应成立军事智库
更新时间200977 14：43：50 字数：931
《文汇报》在“要闻”栏目刊发报道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将于7月初举办首次全球智库峰会，这是中国所谓“超级智库”的正式亮相。据悉这所超级智库不但在筹备过程中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还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团队囊括中国政、商、学界一大批在任和退休的部长级官员，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
此外，在国经中心精英云集的理事会中，也不乏香港政、商、学界“大腕”。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分别出任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特首董建华更应邀担任顾问，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为常务理事。
我的个人观点：
1。这个所谓的“中国智库”，实际上只是一些有话语权的商人与政客的大杂烩，和政协大同小异，每个县市都已经建立有了政协组织，再组建这种智库明显是在模仿、取悦西方，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
这样的思想库，没有太大存在的价值，他们能通过什么的管道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军事发展、军事策略方面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我深表疑虑。
2。反观中国在军事智库方面的建设很严重地滞后于世界，却被人们所漠视。我国除了军事科学院这样一所官方的智库之外，没有其他的专门研究机构。
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我们的军科院设有战争理论、战役、战术、战史、外军等研究部门，以前的主要工作有编写我军建设迫切需要的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项研究工作，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军事文集、编写我军战史、翻译介绍外国军事著作、论证我军重大军事政策等工作。现在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但它研究得太杂了，什么都研究，就什么都研究不好。
3。我们需要的是专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立场中立的智库，需要更多的国际问题专家，观察家和研究员，他们不仅是军科院职工，而是来自各个行业，不同视角的，尤其是要那种能按照西方逻辑去思考的。
完全按照军科院领导的意思去思考的，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去思维的，人云亦云。譬如，别人说“机械化到信息化”，“未来信息化战争”，你就研究这个，做不到跳出这个主流，思考点别的什么，得出来的结论虽然理性，逻辑谨密，但它不一定会有什么用的。
存骚乱隐患城市的军警应训练城市游击战法
更新时间200977 16：47：21 字数：1470
据说起因是广东韶关外资企业旭日玩具厂的员工纠纷，引发数百人械斗，有一百多人负伤，二人死亡，其中八十多人是新疆维吾尔族。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下，由此引发了7月5日晚的乌鲁木齐事件。乌鲁木齐已死亡156人（是否大部分为汉族？不得而知），其中男性129人，女性27人。伤者有1080人。警方已经已抓捕1434名参与打砸抢烧杀嫌犯，其中，男性1379人，女性55人。乌鲁木齐被毁车辆达260部，其中190部公交车，50多部民用车，两栋楼房被烧毁。
又一次的“打，砸，抢，烧”！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一回相比去年三月的西藏骚乱，我们的反应快多了，新疆警察的出警是很快，也很及时的。可是老百姓的损失仍然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以下是我个人一些不成熟的解读（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亟有识之士指正、批评）：
第一，还是老毛病，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到家，等到5日晚上凌晨1点，凌晨3点才接获到线民的报警，这个时候，暴民们实际上已经纠合起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安全部门总是不能提供真正意义的预警？将悲剧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过网络串联，有组织的暴民人数相当可观，他们所实施的行动根据警方的行动在不断地应变，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们在暗，我们的警察在明。警方的行动一直在被动当中。
第二，存在民族骚乱隐患城市，譬如，拉萨、乌鲁木齐等地的军警们，应吸取这一次的教训，丢掉“天下太平”（全国各地太平，你那里不一定太平）的思想。不要以为还是在打击罪犯；这些人不仅仅是罪犯，而且是目的非常明确，胆大妄为的武装歹徒和叛乱分子，你还在用平常处置罪犯那一套思维肯定是不灵了的。
因此除了思想上，我们的军警人员应该有更深刻认识之外，必须训练应对“城市游击战法”的新课题，新战法。
这一次暴徒们在乌鲁木齐玩的实际上就是“城市游击战”的雏形，只是没使用枪械而已了，他们的攻击的目标不是军事目标，而是没有还手能力的平民（估计是以汉人居多）和商业性单位。其谋求政治性目的的意思是很浓厚。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每个国民，每一个“人民的保护神”都必须有心理和战技水平上的准备。
我们要加强对普通市民的培训，血的教训，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遇到类似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正确的。完全是一种本能，绝大多数人不敢反抗，任凭暴徒们杀死或砸死，或者事不关己地躲藏了起来。居委会、城市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三，为什么民族矛盾激化的事情会屡屡发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然，客观理由，国际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勾结等等。不过，从主观上看，我们的某些策略过于疲软，助长这样嚣张的气焰。无论是民族问题，疆域争端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息事宁人，不是过得去就算了，而是必须要“立威”！
立威！才是解决这些问题唯一正确的方式。否则的话，祸患无穷，过几个月给你搞一下，换一个地方给你弄一下，没完没了的。你就等着疲于应付吧~~
第四，这一次乌鲁木齐事件摆明了就是反华势力在搞“声东击西”那一套。当你在南海磨刀霍霍，憋足了劲准备搞一家伙的时候，人家在西南给你搞一下，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到西南去了；又在东海给你弄一下，你的注意力到东海去了；然后，又在国内给你弄个灾害什么的，你就这样疲于应付，最后一张牌也不敢出，让人调动得团团转。悲哀的是，某些精英们还在自我陶醉，还浑然不知自己被人耍，自以为自己是高人，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真正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你必须得出牌，让别人跟着你的出牌来出牌！我们的领导在关心民计民生等细节方面考虑得很多，做了很多实事，但效果不一定很完美；也该花一些精力来考量考量民族、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空间等大问题了。
（一）“鲤鱼池中的梭鱼”
更新时间2005619 18：18：00 字数：7051
（原创翻译，原创撰写作品，谢绝转帖，版权归彭志文所有）
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莫德尔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廷根的耶里霍夫肯特欣镇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奥托．莫德尔是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教员（据说是校长）兼普鲁士皇家乐队的指挥，母亲玛丽（格本．戴夫曼）是家庭主妇，莫德尔还有一个兄弟，却选择了与莫德尔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和编辑。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低收入家庭的熏陶之下，莫德尔恪循着古板而保守的道德观。同时，他还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少年莫德尔常去的那个教堂附近有一座兵营，但此时的莫德尔对军事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对这座轻步兵兵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中学时期的莫德尔身材单薄，体质羸弱，不是太惹人注意，他喜欢的学科是希腊文、拉丁文和历史。另外，他曾经是学校文学社里的最为活跃成员之一。
一九零六年，经常到教堂作祷告或礼拜的莫德尔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观看到了在兵营里操演的德皇步兵部队。想必这一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演练，它给莫德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此后，莫德尔就对当兵入伍这一行当充满了向往。莫德尔的叔父是德意志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而叔父的另一层身份则是德皇军队勃兰登堡步兵团的预备役军官。一九零九年，十七岁的莫德尔从瑙姆堡的中学高中毕业后，依靠着叔父的关系，他成为了尼斯陆军军官少年训练学校的学员。就这样，莫德尔开始了自己传奇的军事生涯。
莫德尔在尼斯的军校学习生活了两年的时间，他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跟他一样出名的战争英雄汉斯．胡贝。军校生莫德尔身材比较地单薄，因此各项军事科目考核和训练，他都表现平平，没有太出彩的记录，传统的普鲁士士官培育体制发挥不出莫德尔的优点。一九一零年，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