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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走来了几个人，一路看看停停在争论着什么。从走路的姿势来看，前面的一个就是那位管理处的胡处长，后面的是几个年轻干事。
渐渐听得到他们的讲话内容了。
一个宣传部的干事说：“您看，您看，成什么样子了。”
“您看，连水沟都是红的。”另一名干事说。
“你们看操场。”
“哈哈哈哈……！”胡处长大笑起来，“这就好了，太好了！你们不是要红海洋吗？这还不红？又省得费劲，不要你们去一笔一笔涂了。好！红海洋，好！”
“您对红海洋活动怎么是这个态度？”有一个干事气愤地责问。
“什么态度？我的态度还不好啊？两大卡车，你们用都用不完。天要作怪，怪我？又不是我把它洗掉的。你们快点给我洗掉，谁写上去的谁给我洗，趁着没有干。房子是我管的，我管的这些房子都不许把墙搞脏了。你们看这还像个军营吗？成了个马桶铺，到处都是红的。娘卖X的！这些年也不打仗了，当兵的连屁也不懂，营房搞成红的，还怕敌人找不到目标？你们快点给我洗干净！谁画上去的谁给我洗。”
“要用油漆就不会搞成这样了。”一个干事说。
“油漆，那更不得了。写上去了你来刮？你刮得掉？”
“您怎么老是想到要刮掉呢？”
“你晓得屁！这样的时兴我见得多了，一阵风一吹，就是一个新花样，过几天又要擦屁股。你当了几年兵？你晓得什么？趁早，快给我洗干净。”
江部长和范子愚走过来了。早就气得脸都涨红了的江部长强忍住气，走过来搭话：
“怎么啦，胡处长？”
“你还问我？搞些个鬼，红海洋绿海洋，你看看，搞得个营区像个马桶铺。”
“是你要用红土才搞成这样的。”江部长也不客气了。
“我？我早就反对你们搞这些鬼。”
“你怎么对群众热爱毛主席的行动抱这样的态度？你是个老同志，要像个老同志的样子嘛！给年轻人一些什么影响？”江醉章发火了，用指头把眼镜往上捅了一下，“不管多老的资格，也没有特权反对毛主席嘛！”
胡连生气得满脸通红，那块伤疤红得发紫了，嘴唇嗫嚅了半天没有能说出话来，他取下军帽往手掌上一拍，终于出声了，跺着脚大骂江醉章：
“娘卖X的！江醉章你这个畜生！你当了几年兵？老子在浏阳搞共产的时候，你还在夹尿片！你娘卖X的不晓得天高地厚，读了几句臭书来管教我，你晓得什么叫革命？天下是怎么来的？你当了几年文化教员就教出一个天下来了？我不怕你，你把大帽子扣到我头上来，以为我是你的部下？你还差一截。口口声声拿毛主席来吓我，你看见过毛主席没有？老子在浏阳搞共产就跟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个菩萨，你们如今把他当成菩萨来敬，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一样，这哪里是共产党！好好的一个党，好好的一支军队，都是被你这一号的臭笔杆子搞坏了。一天吃饱了不做点好事，专门搞鬼，专门害人！江醉章，你莫得意，总有一天你娘卖X的会过不得关的。这些坏事都是你们搞出来的，你专门拿你那点臭文章到北京去骗人！混得过今天混不过明天，红军还没有死绝，总有一天会要对你们这些家伙再来一次浏阳共产的。老子到八十岁还要当兵，如今没有土豪打了，就打你们这些家伙。你扯起耳朵听着！赶快替我把这墙上的红泥巴洗掉，你不洗，下回打土豪跟你算总账！”
“疯子！疯子！”范子愚气愤地骂道。
“嗯，不是疯子，”江醉章阴险地咬着牙说，“这是阶级斗争。”他对那几名干事挥挥手，“不要跟他讲了，有什么好讲的！回去！”
干事们无话地离开了。
江醉章恶狠狠地向胡连生瞪了一眼，甩开大步，气冲冲地朝政治部大门走去。范子愚跟上一步说：
“他怎么这么放肆？”
“背后有人，有人给他撑腰嘛！”
“要扫掉他一点反革命气焰。”范子愚试探地说。
“唔。”已经走近大门，该分手了，江醉章回过头来说，“明天就有一个公审大会，会通知你们参加的，你去听听就知道了，那些判刑的反革命分子，言论还不如胡连生的恶毒。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兵团的阶级斗争在哪里吗？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烟囱，找到了烟囱就找到了灶——他背后有人。”
范子愚“哦”了一声。
胡处长还在原地摔打着军帽，骂声未已：
“娘卖X的！老子不怕，砍掉脑壳碗大一个疤！”
第八章 公审大会
空四兵团直属队今天在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通知的开会时间是下午两点半，除留下值班和值勤的人员以外，其他人一个也不准缺席。
从两点一刻开始，队伍从各条主要道路上开来。每一支队伍的前面都由一名大个子兵举着一块毛主席像牌引路，跟着像牌的是密集的语录牌。此外，每人还有一块忠字牌，与军用水壶交叉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那忠字牌有节律地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位于大操场一边的露天舞台经过了一番布置：眉檐上写着“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底黄字标语。侧联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分列两边。红色金丝绒的中幕上挂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惟有能表明大会性质的，是用绳子穿白纸写黑字的那块横联，简单写了四个字：“公审大会”。
军队开会是最准时的，两（原文为“七”，似误。——校者注）点二十八分，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工程部长、后勤部长等主要首长从休息室走出来，按职务等级在主席台上就坐。主席台上的阵营如此整齐，这是不常有的，可见对这次大会的重视。怎么能不重视呢？这是一次捍卫毛泽东思想、严惩阶级敌人的大会呀！此类事情上面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谁也不能怠慢。
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全场起立唱《东方红》，由于这位主任从来没有学过音乐，调子没有定好，拍子也打得太不高明，因而唱得很混乱，但都很认真。唱完歌以后便是敬祝那一套，然后才由陈镜泉政委简短地讲了几句关于大会意义的话。公审开始了，兵团军事法院院长走上台来，手里拿着一大叠子材料。他首先威严地喊了一声：
“把罪犯带上来！”
喊声刚落，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每人押一个罪犯从化妆室走出来，在台口下面站了一横排，点点数，整整十名。
这时候，台下吼声四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
罪犯们在挥舞着拳头的怒吼声中低头站着，面孔看不清楚。每人胸前挂着一块硬纸牌，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犯罪性质，除了一人写着“行凶犯”以外，其他全部是“反革命犯”。他们在被捕以前都是军人，其中多数穿的是战士服，少数穿着军官服。帽徽和领章当然早就摘除了，一律不戴帽子，有的还剃了光头。
法院院长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他呆板地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兆武，男，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贫农，一九六六年三月入伍。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拒绝学习毛主席著作，仇视毛泽东思想，因散播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张犯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当众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开除军籍。”
宣判完就押下去。在押走之前，背枪的战士抓住罪犯的头发、强迫他把头抬起来，而他的背仍旧被压得弯拱着。这时，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清他的面孔。他不但年轻，简直是一脸的稚气，也许他来自一个什么偏僻的山区，因而泥土气息特别的足。他的家里，门头上一定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早几天，当地群众还肯定向他的军属父母拜年了，现在，双亲正在等他的五好喜报呢！而他却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可恶的囚犯。劳改十年出来时，那脸上的稚气肯定该消失了。也许他在劳改营仍不知悔改，继续作恶，那么，又得加刑，加得两次，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恨的罪犯，谁叫你自作自受呢？谁叫你死守在偏僻的山区，不早出来见见世面呢？你怎么不多读点书，也像江部长一样，透彻地认识当前的革命呢？你活该！谁也没有蓄意陷害你，包括那位宣读判决书的法院院长，他的心是公正的，他是按照有关的法律办事的。
那些誓死忠于毛主席的干部和战士们，用惊雷般的口号声把这个罪犯打发走。他们喊道：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兆武！”
“誓死捍卫毛主席！”
“……！”
法院院长又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