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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做做思想工作嘛！路线斗争不分你们单位还是我们单位，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你去跟他们说说吧，我们说不清楚。”
“怎么头头也不来呢？”
“那不是头头？领我们来的就是头头嘛！”
“赵大明呢？”
“赵大明检查大字报去了。”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检查大字报？”
“因为都是方鲁问题的大字报，今晚斗完方鲁就要贴出去的，他说要严格一点，过细检查一下，有毛病的不能贴出去。”
“唉！范子愚一不在，你们就蛇无头了，赵大明像个学究一样，只会咬文嚼字。唉！阶级斗争真困难！哦！”她发现此话不当，“你可别这么想，虽然你们文工团走了范子愚，但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坚强的文革领导小组，以江部长为首的，只要江部长领导着运动，我们就一定胜利。”
邹燕仍是有气无力，默默的懒于做声。
抄家的人们正在努力工作。他们把所有箱笼抽屉全部打开，将里面能够写字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翻看。连床底下，柜子背后，像框背面，所有可能藏住一个小本子或一张纸片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他们需要的东西。记录本在书架上摆了一大排，一个个都要翻遍是要费时间的，人们一人分一本，专心致志地检查着。有些人并不认真找东西，却对书架上的某些医学书籍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其中有一本《法医学》是最受欢迎的，这本书在书店的公开书架上买不到，专供有关专业人员使用，文工团的演员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门学问，一看就产生兴趣了，好几个人围在一起，都想争着拿在自己手里看。那上面讲到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食物中毒死去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各种不同的毒物又如何从尸体上区别出来；自杀上吊跟他杀勒死这两种死因怎样从颈部的伤痕区别开来；强奸与通奸怎样通过检查身体做出准确判断等等。
抄家正在进行，刘絮云来了，她叮嘱大家说：“抓紧时间，快点搜查，完了还有事呢！”又走到方鲁呆着的房间，指着方鲁说：“你不要得意，马上就给你把假脑电图的证据拿来。”说完她就走了。
在方鲁所有的笔记本上，到处都记录着他的医学业务，有的还是五十年代他在医学院进修时用过的笔记；有的记录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例；有的写着某次某次会诊的情况；还有的是抄录着一些中医中药学知识。在这些笔记本中，也有着不少能够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病例，如果是一个刚出学校门的实习医生得到这么一本，他会高兴得跳起来。在他这里，翻不到一本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也没有日记之类的东西，更找不到手抄诗本和歌本。仅仅在那些医学业务记录本上又怎能查出他与彭其勾结的证据来呢？这次抄家显然要失败了，但人们并没有立即宣告结束搜查工作，因为《法医学》和病历故事还没有看完。
搜查工作的领头人把大家叫回原来的房间，方鲁也过这边来了。不久，房门打开，走进来不可一世的刘絮云，随后跟来的是胡连生处长。
“同志们，”刘絮云振振有词地说，“敌人都是不老实的，他们不会自己缴械投降，你不打，他就不倒。方鲁这个反党阴谋分子，在胡处长问题上，跟某些人勾结在一起，制造假病案，要尽了阴谋诡计，斢换脑电图，以假的冒称真的，直到现在还要负隅顽抗。同志们！我现在要揭穿他的阴谋。胡处长当时在医院做脑电图的时候，就已经防着他们搞阴谋诡计了，所以，做完以后，他把脑电图拿过来，用右手的大拇指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现在，给胡处长做精神病结论的那张脑电图已经请保卫部化验过了，上面根本找不到胡处长的指印，证明那张脑电图是假的。我把胡处长请来了，让他来作证吧！请他说一说，他是怎样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
方鲁听了她这一段话，着实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胡处长是那样细心，也万万没有想到刘絮云能掌握这些情况，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又非常难办了。目前还存有一丝希望，好歹的关键全看胡连生，他要是果然当众申明按过指印，就很难把真相继续掩盖下去，倒霉的不仅是他方鲁和彭其，更悲惨的是胡连生自己；他要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确声明没有那回事，那就化险为夷了。胡连生不至于那样糊涂吧？不过这个人很难讲啊！他是从来不以为反对红海洋就是反革命的，自始至终恨着把他搞成精神病的人，他很可能在这个场合作证。要怎样暗示他一下呢？方鲁急得将衬衣都汗湿了。
胡处长被刘絮云从家里拖来一路上反复表示他愿意作证，还是那句老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走进门见到这个场面，他愣住了，原来又是文工团那些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又受了坏人挑拨，变得十分淘气，有理也跟他们说不清。他又联想到，前两天赵大明到他家里去找刘絮云，说到“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这样一些话，他心里犯疑了，暗自嘀咕着：“娘卖X的！只怕是要害彭其吧？反党集团不是彭其又是哪一个呢？要我来作证，就是要我拿出证据来打倒他吧？娘卖X的！又是一个阴谋。”正在想着，又听刘絮云提到方鲁“跟某些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谁？为什么不讲出名字来？你就公开讲嘛！“阴谋！”他又敲了一下警钟。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怎么办呢？讲还是不讲呢……？
“胡处长，”方鲁决心要暗示他一下，“您如果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话……”
“你干什么？干什么？”刘絮云及时切断他的话，“想暗示他？叫他不要说真话？同志们，我们可得注意着，不许他搞鬼。”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呀？啥？”胡处长发言了，“方鲁要跟我讲话，怎么讲不得？讲嘛！你讲得他就讲得嘛！有话就要讲出来，不讲，病就来了。你讲吧！”
刘絮云又着急又不能得罪胡连生，恨不得使方鲁立刻变成哑巴，但没有办法，他已经开口了。
“胡处长，”方鲁接着刚才的话说，“您如果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话，先回去睡觉吧！可不能随便说话呀！说错了会把问题弄得很复杂，您知道吗？”
“怎么不能讲话？我清醒得很，我就是要讲，不讲话，病就来了。”
“对！”刘絮云趁热打铁地鼓动说，“胡处长，别听他的，他专搞阴谋，咱们要揭穿他，您快说吧！”
“我先问你一句话。”胡处长对刘絮云说。
“问什么话？”刘絮云不耐烦。
“你刚才讲，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哪个？”
“这个您就别问了。”
“我要问，只准你问我，就不准我问你呀？”
“您先把脑电图的事说了吧！说完以后我再告诉您。”
“不，不告诉我我不讲。”胡处长找了个地方坐下，紧闭着嘴。
“他跟反党分子……”
邹燕等得不耐烦了，几乎把彭其的名字讲出来，被刘絮云在背后摆手制止住。可是，这个动作叫胡连生看见了，他又在心里敲了一次警钟：“阴谋！”
胡处长点破天机说：
“你们是讲，他跟彭其勾结在一起，是吗？我晓得了！我早就晓得，外头到处有标语。小刘，讲正经话吧！你要我来证明什么？我忘记了，你再讲给我听听。”
“不是说请您来谈谈脑电图的事吗？”
“什么脑电图？”
“就是方主任给您做的脑电图。”
“脑电图，怎么了？你要？”
“哎呀！刚才在路上还跟您讲好了的，请您当着大家的面，把您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事儿说说。”
“我按指印做什么？”
“您怎么啦？”刘絮云急得沉不住气了，“都说好了的，怎么又装糊涂了？”
“我才不糊涂，清醒得很。”
“那您就讲嘛！”
“讲，讲，讲，你要我讲什么？”胡处长发火了。
“讲你按了指印。”刘絮云只差一点没有跳起来。
“你听谁讲我按了指印？”
“听你自己讲的。”
“哪一天？”
“前两天，在你家里，刚才你还讲了。”
“刚才我讲我按指印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听见了吗？”在场的文工团造反者被这个场面弄糊涂了，也不知是上了刘絮云的当呢还是上了胡连生的当，总之他们都感到自己已经上当。邹燕代表着大家的心情向刘絮云提出了疑问：“小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这个老……”刘絮云准备骂一声“老鬼”，又意识到不能把路堵死了，立刻改口说，“这个老同志是有一点糊涂，刚才还对我说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又忘了。”
“我糊徐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刚才在路上，你还告诉我了，说我在什么脑电图上按了指印。”
“是我告诉你的？”
“不是你还是鬼？”
“好，好，好啊！”刘絮云知道彻底破产了，撕破脸皮吼道，“胡连生！你……你……你随便吧！”她气得说不成话了。好在文工团那位造反头头及时站出来为刘絮云解开了重围，他走到胡连生面前说：
“胡处长，您要是忠于毛主席，您就把真话说给大家听。”
“真话就是按指印是吗？像写卖身契一样，是吗？好嘛！我忠于毛主席，我不敢不忠，你们拿一张图来嘛！我给你按一个。”
“滚！”刘絮云再无办法了，只得撒泼，扑向胡连生，恨不能将他吞下去。
胡连生平心静气地站起来，说道：“你要滚，你就滚，我，是走来的，我还要走回去。”他说着向门外走去，“娘卖X的！到处是阴谋，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阴谋。让你们搞阴谋去，你们爱搞到天亮就天亮，我要睡觉了，睡着了，看鬼阴谋去。娘卖X的！阴谋跟着你跑，你走到哪里，它追到哪里，你死了，他跟着你屁股追到马克思那里去，娘卖X的！我要到北京去告你们，看着吧！我要告你们……”
文工团员们望着胡连生的背影，一个个哑然。只有方鲁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当众露出了微笑。
“你别笑得太早。大家别走了，等着吧！”
刘絮云咬牙切齿地瞪了方鲁一眼，又叮嘱大家一句，便一扭一扭地快步离开了这个房间。
还等着于什么呢？文工团的造反群众纷纷埋怨他们的头头，并且就当着方鲁的面，一点也不怕丢丑。那头头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只会小声地说一句话：“回去再说！回去再说！”有的造反者仍惦记着那本精彩的《法医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围到一起翻阅起来。方鲁见大家都不找他的麻烦了，便去整理书架，好像今晚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久，刘絮云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进来，那军人对方鲁说：
“方鲁同志，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你跟彭其有不正常的联系，从明天起，停职接受审查。”
“哪里的决定？”
“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是江醉章吧？”
“我说的是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有人赶紧将《法医学》合拢，扔到书架上，悄悄绕过站在屋中间的人，跨过横躺在地上的凳子，不做声，走了。
第二十六章 流浪汉
北京城里到处有空军的驻地，每一个地方都不让范子愚进去。
就在邬中带着录音磁带、信件、材料等坐飞机上北京的那天，范子愚也买了一张飞机票。他在候机室门口老远望见邬中坐在里面，知道跟他坐同一架飞机，决心尽量避免同他见面。上飞机以后，邬中坐在较前面的位置上，范子愚的座位在最后一排，这样，范子愚便掌握了主动。但是，两个熟人同坐一架飞机，航程那样远，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休息，要想互不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也奇怪，邬中好像完全没有发现范子愚，两人同机，一直没有打照面，互相装着糊涂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着陆以后，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大轿车要把乘客送到市中心去，这回两人躲不开了，只得都装着吃惊地应酬了几句：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当联络员，你呢？”
“我也当联络员。”
“你准备住哪儿去？”
“报到了再说吧！你呢？”
“我还没有定。”
旁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又见他们都是穿的便衣，以为是群众组织派驻北京的联络员，因为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大一些的群众组织都派有自己的联络员长期留驻北京，此类事情已司空见惯。下车以后，两人分手了。邬中深怕范子愚跟着他走，范子愚也正好不愿意跟邬中在一起，两人各自怀着鬼胎，很自然地各奔东西而去。
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