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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 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 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 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 月20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 月初，国军四十一军一零四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 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请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绝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吗？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七十五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19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19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19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柴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吗？”（这问题好像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第二十章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