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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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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 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 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 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 月20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 月初,国军四十一军一零四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 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请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绝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吗?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七十五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19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19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19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柴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吗?”(这问题好像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第二十章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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