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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喜子恍然大悟：“难怪日本人要到咱们这里来抢粮食，原来他们国的东西真是难吃。”
日本国的东西难吃，日本国发动的战争也支撑不下去了。1945年8 月，日本鬼子投降，八路军大反攻，占领了曹县县城，过去在城里当汉奸的财主们吓得到处躲，有的就跑回了乡下。
跑回乡下也不行，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先清算汉奸罪行，再清算汉奸财产。新民会的那个会长被枪毙，土地也被分了。不仅如此，以前在本地、外地当过汉奸的，甚至一些跑到外地去不知干了些什么的人，全部进行了清算，土地和房产都分配给了贫雇农。穷人们十分高兴。中农和富农在这次运动中没得到什么，大多持观望态度，地主们则十分紧张，生怕把火引到了自己头上。
葛二蛋当然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虽然名义上是个“二地主”，可自己却实实在在没有一分地。这回分到了八亩六分地，开心极了，乐得天天到地里走几趟，觉得共产党对穷苦人真正是好。
过了没多久，国民党来了，还有许多过去逃往外地的地主也回来了。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不承认“反奸清算”的结果，于是就联合汉奸家属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什么“复仇队”、“难民还乡团”，叫嚷着要“把天变回来”。共产党和民兵队伍当然就要和他们作斗争，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到1946年，曹县这里虽然叫新解放区，实际上还是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山东的伪军和地方势力也是今天服从共产党、明天又投靠国民党的，摇摆不定。于是八路军就打伪顽，出征解放巨野、嘉祥和济宁，并要求民兵积极支前。
这次支前和以往不同，一是距离远，战场在二百多里地以外；二是时间长，前后要近两个月时间。所以，参加支前的民兵要重新组织，要训练。
部队行动强调协同一致，可庄稼汉哪里懂什么协同，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的人晚上非要靠墙睡，铺位安排在中间他就宁愿一直坐着；还有的人睡觉磨牙打呼说梦话，其他人就不耐烦，最后竟打起来；行进的时候有的人猛跑一阵再歇一阵，有的人慢悠悠地晃着；发烟卷的时候，会抽烟的人要，不吸烟的人也抢，乱成了一团；等听见了枪炮声，装病、掉队、偷跑回家的，更是屡见不鲜。这就需要训练，需要有经验的人压阵。
葛二蛋搞过长途武装贩运，有经验，因此就当上了民兵“野战队长”（每个区两个队，全县两个大队，轮班支前）。手下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个班三个组，每个组五个人。每个小组一杆枪，人手一根粗木棒子，运物资、抬伤员、押送俘虏，样样都能干。
葛队长一般是不干活的，他的工作是指挥。监督着民兵不逛集市、不起哄打架、不拣洋落、不买便宜东西；每天晚上检查洗脚，每天早晨叫起集合。民兵大多没走过远路，休息的时候叫他们洗脚，都不愿意，葛二蛋就拎着棍子，挨个检查；早晨有些人赖床，照旧拎着棍子敲，这边起来了那边的又倒下去，葛二蛋急了，在一个懒家伙耳朵边放了一枪，那小伙睁眼一看，黑洞洞的枪口就在面前，立刻吓得尿了炕。
不过葛队长也有干活勤快的时候。上级派他们去修桥，把一座窄木桥改建成能过人、牲畜和车辆的大桥，原本两天就能干完的工作，弄了四天还没结束。不过木桥建得确实结实漂亮，本来应下一根桩的下了两根、应铺一排料的铺了两排，还在两侧装上了木栏杆。别说过牲畜车辆，估计过坦克都没问题。葛队长住在桥头的一户人家里，屋里屋外地两头忙，不仅修桥，还安排民兵给别人家割草打柴、修锅灶、起猪圈、推碾子、扫院子、担水、起粪、编筐、编席……他本人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锅盖、两根扁担、四条板凳。简直是除了不会治病，别的全包了。
县干部觉得很奇怪，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才发现那户人家里有个漂亮大姑娘，正眼热热地想跟着葛队长走呢。县长闻讯吓坏了，急忙命令葛二蛋的队伍撤退。
第三十章
忙了两个月，支前的任务完成了。回来经过镇上，葛二蛋遇到了孟二财主，二财主请葛二蛋喝酒，还告诉他：孟大财主有几十亩地想转让给葛二蛋，价格低得几乎就是半卖半送。二蛋一听乐坏了，心说天下的好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于是就喝醉了，在镇上歇了一夜。
第二天回村，在路口见到孟大财主正坐在地上等他，手上腿上全是伤。葛二蛋连忙背起老财主，问是怎么回事，老财主说：“他们说我是汉奸。”
“胡说，你藏粮食和我们一起，钻地道和我们一起，又没出去做过事，怎么能成了汉奸？”
进到村里，葛二蛋背着老财主往他家里送，一路嚷着：“孟大财主是我老东家，谁再敢欺负他，小心我葛二蛋的厉害。”
孟大财主老泪纵横，连说：“义士，义士啊……”
回到家，区长已经在屋里等着了，见面就说：“你葛二蛋真的要当地主的义仆吗？你要当反革命，我们就镇压你。”
“怎么回事？孟大财主不是汉奸呀。”
于是区长就给葛二蛋讲形势。
就在民兵支前的这段时间，解放区为进一步发动群众，调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次“减租减息”是按照1945年下半年制定的租息标准实施的，但更关键的是，清算时间并不限于1945年，而是往前倒推八年，从37年抗战开始算起。这么一来，农村地主就基本上破产了。
贫雇农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八年来多交的租、息，外带这笔“欠债”的利息算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中农也能够得益，因为他们以往也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十分支持这个运动；富农的土地以自耕为主，被清算的量不大，损失也不大；反而是土地越多的“欠账”越多，像孟大财主这样地多人少的地主，算下来就欠了全村的债。
村里人一开始也不明白人家大财主怎么会欠自己的债，等干部们解释清楚了，才知道八年的租子、利息都是多交了，是受剥削了，当然得要回来！地主没那么多粮食还账怎么办？不许拖欠，用土地偿还。土地的价格是政府定的，平推下来，差不多正好能把地主的土地分光。
运动一开始，有的地主跑了，有的地主顶不住就把地契交了出来。可孟大财主，这个全村最大的地主却是性格死倔，一个人留在家里硬扛，就是不肯把地契交出来。区里组织了几次控诉大会，把大家的火气引上来了，就把老财主吊起来打，逼他交出财产。
就在这当口，葛二蛋回来了。村里人听说他买了孟大财主几十亩地，都有些害怕这个厉害角色，于是今天就不敢再吊打老财主了。区长正是闻讯赶来给群众撑腰的。
“我明天还要组织斗争会，你作为民兵队长，必须在场表明态度。”
“区长，这太狠了吧。”葛二蛋有些不忍。
“不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其手段何等毒辣，农民大翻身，出出气还不应该？反奸清算斗争，要转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斗争的目标就是整个地主阶级——这可是中央指示的。”
葛二蛋没话说了。区长走了以后，秀松和孟喜子都劝二蛋这回可不能胡来了，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和几个地主干上了，非分了他们的财产不可。你小子要是帮孟大财主，可就是犯了众怒了。
“那孟二财主比他哥还有钱，咋就活得那么滋润？”
孟二财主不同，他是买卖人。起先，政府也是号召雇工找老板算工钱的，可商人们一看生意要亏本，就都关门逃跑了。搞得镇上、县城里的商店、饭馆、作坊、集市全部关张，商业停顿，有钱都没地方用去。政府一看这样不行，就决定保护资本家，不斗争他们了。
葛二蛋想了一夜，想通了。
第二天，区长组织开斗争会，又把孟大财主给吊了起来。老财主望着台上的葛二蛋喊：“二蛋！我以往待你不薄……”
所有人都看着葛二蛋，他必须表态了。
“我葛二蛋也是穷苦人出身，现在翻身了，更不能忘了本。如今减租减息，穷人要向地主讨还公道。孟大财主，你赶快把地契交出来吧。”
台上台下的人们都鼓掌，掌声中，只有孟大财主还在嚎叫：“不交！祖宗的产业！就是不交……”
老财主不交地契，葛二蛋有办法，毕竟他当过他家的二地主，知道他的情况。他让民兵把孟大财主家的厨子和老妈子捆来，吓唬一通，那俩人看葛二蛋不跟老财主站一边了，也就没了主张，带着民兵去把一个大坛子挖了出来。
地契烧掉了。孟大财主哭喊了一夜“对不起祖宗”，上吊死了。
1947年，减租减息运动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在广大农村兴起。这一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葛二蛋依然带领着民兵支前，带领民兵打游击，还组织民兵干农活。
国民党“复仇团”、“还乡团”，跟随着整编第五军一路烧杀过来，其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人。林泉庄有七十五户全家被杀；小朱洞村仅三十户人家，除了三户地主，二十七户被杀绝；滕县一天被活埋三百多人，蒙阴三天被杀一千二百人……秀松他们劝葛二蛋回家干活时小心点，要不然，干脆参军去算了，可葛二蛋舍不得老婆和土地，大大咧咧地还是那句话：“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4 月的一天，民兵队长葛二蛋被黑枪打死在自家麦子地里，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的血已经干了。
解放后证实，葛二蛋是被孟二财主雇佣的枪手偷袭而牺牲的，当时，他正想给自家的麦子地上粪肥。
葛二蛋死后，孟喜子改嫁给一个商人，离开家乡，以后不知所终。
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