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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共同组建“农民联军”，由水迭寨的潘文高任“总指挥”。联军的总兵力有两百多人，分为三个大队，潘发担任了第二大队的队长。
“总指挥”潘文高，其实文化并不高，但他曾经在国军里当过排长，对水族山民而言，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资历了。毕竟是当过军官的人，“潘总”的水平就是不一样，上任之后，立刻组织大家操练队形，每天立正稍息、举枪敬礼，从早到晚口令吼得震天响，让人觉得特别提精神。
可是，刚练了没几天，大家连左转右转都没太分清楚，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潘文高有点担心“农民联军”的战术水平，可战士们却十分兴奋，嚷嚷着说：不怕不怕，马上开仗都不怕！
第三十六章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地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 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 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十一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十三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 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九十三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和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九十三军、九十七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十三军（军长石觉）、二十军（军长杨干才）、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和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十三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十三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丰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九十四军去烧，因为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十三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二十九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十三军和二十九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 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1944年12月2 日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 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 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 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 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十三师团的第一零四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 日，十三师团的第六十五联队、第一一六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以及第三师团的第三十四联队、第六十八联队、工兵第三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三十四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 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可是，当一伙日酋得意地在县城各处留下“墨宝”，大书特书“无血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在乡间、在村寨的废墟断墙上，有一群水族山民挥刀刻下了自己的誓言——
抵抗者在此！
1944年12月4 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1944年5 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一千零五十万，征兵实额四十六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