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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老邓说，他也哭了。
虽然当兵的时间不长，但战争已经教会了老邓一个概念，即：这个世界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前方，一个是后方；一个比较安全，一个绝对危险。而你只能选择注意一个方向——那就是前线。现在，前线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是后方，到处都有安全，世界也突然有了许多方向，人也突然可以有了很多选择，这是多么奇妙的变化啊。老邓说，当他确实相信和平是真实的时候，他看周围的一切风景就都和原来不一样了。他的心，也立刻就从一个战士，重新变回了一个普通老百姓。
讲故事的那天，喝了酒的老邓话越来越多。但马甲记得，他最后的话还是那句：“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
是的，打仗不好。如果能够避免战争的话，谁会愿意去打仗呢。
第十三章
我是在山沟里、工地上长大的，不曾认识什么威风赫赫的大人物，我所介绍的老王头（王福贵）、老邓头（邓九龄）和朱正常伯伯，都是原水电部第八工程局的老工人。他们在部队是小兵、在社会是草民，他们的言行比较简单，刚好是我所能够理解的。我尊敬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并且我认为，悉心体会、分享平头百姓的快乐，是件幸福的事，也是件重要的事。
朱伯伯现在国外是我已经介绍了的，老王头已于2004年过世了，他的女儿们则都在国营基建企业中承受下岗的尴尬。老邓头不同，他的景况要好一些。
老邓从1981年就带促使我说老兵故事，是由于两个月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和母亲在电话里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老王头身上。我于是问母亲：“小时侯记得老王和老邓经常打架，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母亲说，是为了工资补调的事。
那时候工资调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调”，人人有份，不会引起矛盾；另一种是“补调”，有名额限制，这可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了”。老王和老邓基本条件差不多，老王的工龄大概长一些。于是老邓事先去找了领导和工会代表，说了一些家庭困难的情况，结果是老邓调级了，而老王却没有。这样，老王当然对老邓极为不满，彼此的矛盾也就因此升级了。
我问，那一级工资有多少啊？母亲回答：还不是一级，是一档（一级的一半），七块钱。我顿时乐了，两个英雄为七块钱打架，这不是滑稽嘛。
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就是生活。英雄怎么了？英雄也要生活；为七块钱又打架怎么了？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思考老王和老邓，在他们的人生中，战争的时间其实是短暂的，漫长的是和平岁月（其实绝大部分英雄也都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战争的回忆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插曲，他们自己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他们重视的是人格，是贯穿于他们生活始终的诚实、认真和公平待人的理念，在战争中，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战友和自己的任务，于是，勇敢无畏就成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事业，含辛茹苦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本色”呢。
因此，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平民生活的可爱和战斗精神的可贵。我还想说，战争只是生活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只有战争才能创造英雄的。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英雄本色。因为，每一个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毕竟，在生活中，有什么比生活本身更加伟大呢。着儿子们自力更生。从帮别人做家具、做沙发开始，到现在，他们家已开了家具厂、超市、煤矿、水泥厂等五花八门的公司，老邓头也已经是住洋楼、坐轿车过上了剥削阶级的生活。我父亲曾经开玩笑说，是什么样家庭出身的人，最后多半会回到什么样的路上去。老邓和邓妈祖上原来就是做买卖的，现在看来，这个“出身论”还真有点道理。我比较惊奇的是邓妈，许多年前她就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的样子，可许多年过去，她依然还是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地享受着生活。我真心希望她老人家能让我的惊奇永远继续下去。
第十四章
太阳从三官庙的窗外透进来，照在凹凸不平的砖地上、照在红漆斑驳的供桌上、照在人们木然的脸上。明晃晃的光线里，无数白色的小点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烦。用拂尘拍打一下，细小的灰尘却更加热闹了，纷乱地飞舞着，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扑过来。
王三官只好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些恼人的尘埃。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王三官忘不了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称的“鬼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四周的乡民都会聚集到三官庙，超度亡灵、送鬼魂回阴间，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蚁还要贱，田野上布满了新起的坟茔。大家一边祭奠着逝去的亲人，一边望着飘动着的招魂幡，心头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这样下去，人间也快要变成鬼的世界了。
这一天也是舞阳县发布“乡村选举结果”的日子。中午的时候，县里的告示贴到了大洼村三官庙的墙上，榜文上赫然写着王三官的名字——他当选了“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这个消息使人们忧伤的面孔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当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却有点做梦的感觉。
老王家祖宗三代没有出过秀才，也不曾有人当过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县政府任命的“保长”，见到盖着县长手印的委任状，王三官心里的惶恐远远大于愉快。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乱世灾年，王三官是不可能当上这个保长的。
王三官本名王缘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阳县大洼村人，家里有三十几亩旱地、还雇着长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过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汉四十五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终于又得到一个宝贝儿子。算命先生看过相，说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赐福，与仙道有缘，需要多亲近寺庙、多行善举，而且还不能太早成家……如此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疮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1943年6 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1943年8 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十一斤，一升谷子合八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账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