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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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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 班布尔汗
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引子
 
中国是喜欢“大”的,“大”字之后跟着的总是吉祥、体面,生了儿子,要说得了“大胖小子”;结婚了,要说“大喜”;家里人丁兴旺,便是“大户”;当了官,便是“大人”;统治者丰功伟绩,称为“大帝”……,虽也有“大难”、“大祸”之类不吉利的说法,但相对于褒义词,还是要少得多。
历朝历代的国号尤其如此,都要在前面加个“大”以示威严雄壮: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且不说确实算得上大的汉唐,即使偏安一隅或割据一地的政权,也要在国号上加个“大”字。如前段时间火爆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是南宋人,那时的宋丢了半壁江山,连首都都不叫“京师”而叫“行在所”,皇帝除了孝宗有恢复之志,其余都萎靡不振,气概上也小的很,委实算不得“大”, 可要是实事求是的说“小宋”,就毫无气势,不要说当时的宋人绝不会自认为“小”,恐怕片子也火不起来了。

相对而言,灭亡南宋的元倒是真的很大,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从其前身蒙古帝国开始便处处要体现其“大”。成吉思汗的汗号虽有多种解释,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汗”。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蒙哥汗,祖孙四代马不歇鞍东征西讨,灭国无数,为的就是要实现一句豪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直到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古的征服巨浪才开始退潮,蒙古帝国也随之崩溃。
忽必烈在打败弟弟阿里不哥后,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五任大汗。但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分为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忽必烈所统治的蒙古本部、中原汉地、云南及西藏五大部分,忽必烈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地重新整合,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大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等四个大汗也被忽必烈追封了皇帝庙号,但若将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则不符合实际。就如拜占庭帝国可算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说起拜占庭帝国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罗马建城算起。何况从制度上、文化上罗马与拜占庭已经大不相同。元与蒙古也是如此,随着灭亡南宋,元王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敛型王朝,与蒙古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外侵型帝国已是霄壤之别。
以笔者观点,元王朝的历史应从1260年中统建元开始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放弃大都北遁为结束,共享祚108年。

虽然不能等同而论,但作为蒙古帝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元王朝也很讲究对“大”的追求。其国号“元”意思便是“大”,史书曰:“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以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么一看元朝的国号翻译成白话文可称为“大极大”,再加上首都也名为“大都”,可说把“大”推到极致。
且不说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而极盛时期,伊朗高原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东亚的缅甸、安南、占城、暹罗、罗斛、高丽、爪哇及南海诸国甚至印度的马八儿、俱蓝等国均是元的臣属,再加上伊儿汗国有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属国,金帐汗国有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等属国,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向元朝人敞开着大门,元朝皇帝敕旨所到之处,都会得到或真心或假意的尊敬,这样“天下共主”的威势,可说空前绝后。散曲大家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唱诵:“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马致远一生仕途不顺,最大不过任工部主事,晚年归隐林泉,自称“闲身跳出红尘外”,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算不得“既得利益阶层”,这样带有自豪感的咏唱,应是发自肺腑。

元朝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囊括,胸襟也很广大,皇帝宣 称各种宗教是自己的五个手指,长短虽异,却都不可废,提倡信仰自由。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汉传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欧洲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都受保护,甚至连术忽教(犹太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一席之地。皇帝的宫廷中,各种信仰、各种民族的官员齐聚一堂;社会上,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无所滞碍。这样的开放,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和民国方可比肩,而唐朝时,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后起的阿拉伯帝国都称雄一时,大唐天可汗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无法独领风骚;民国时虽然开放,却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国际地位偏低。如元朝这般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者地位掌控文化交流,二者均难以相比。
这种交流对于中国影响甚剧,直到现在仍然看得到。以现在来说,因为收藏热,在艺术品方面人们感受最深,收藏家马未都在谈到青花瓷时便提到:“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青花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古代,蓝和绿是一个色,是主色调。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青花瓷前面,无论中国陶瓷怎么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的突然出现,马上成了主流,七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挑战过它的地位,最后也是败给了它。”还有景泰蓝,“元代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发明的,后来发现元朝就有很多景泰蓝,到了景泰年间,在元代器物上刻了“景泰年制”。其实景泰蓝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中东阿拉伯人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大食,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古称。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当然,元朝留下的文化交流的遗产,并非近视让人陶冶情操的艺术品,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惠于文化上的交流。
在天文学上,元政府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27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都要因为战争才得以实现,元朝尤其如此,这必然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极大伤害。蒙金战争、蒙宋战争以及最后的元宋战争都相当的残酷,使得中国尤其是北方受创极深,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可元朝建立后因为社会环境宽松,统治者对于文化几乎没有横暴的干涉,使得中国本土文明迅速恢复,总体上得到了进步而并非倒退。
钱穆先生就指出元朝“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于是也就产生了陈垣先生所说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的感慨,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等学人,群星璀璨;
文学上,中国文学所称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前三者均产生于立国三百年左右的朝代,而元曲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并称的地位,产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大家。诗歌界产生四千多个诗人,存诗十三万余首,而殊为难得的是水平并未低于唐宋,更有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等色目诗人横空出世;
于农学,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
于科学技术,印刷术从毕昇的泥活字进步为金属活字。火炮技术上出现金属火铳,元末战争中,无论元军与义军交战还是义军自己战斗,火铳的使用都是海量,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产生了汪大渊这样远航非洲的航海家,明朝初年的郑和大航海所依仗的很多便是元朝发展而出的航海技术。黄道婆更是因为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而名垂千古。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似乎处处体现“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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