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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和伯颜的关系，颇似汉高祖与韩信。君臣之间可谓爱恨交加，忽必烈对伯颜既重用又不完全相信，伯颜在他手下也是几起几落，立下大功，领过重赏，也受过大委屈。忽必烈以能用人且用之不疑著称，很多能臣为了国事不请旨而便宜行事，不但不被处罚，反而总被褒奖。唯独对伯颜，忽必烈一而再的不能消弭疑虑，也许伯颜能力太过出众，忽必烈有难以驾驭的担心，才会如此吧。伯颜人生最后一次大战，原本能够生擒或者击毙元朝西北最大的祸患海都，却功亏一篑。忽必烈到离开人世，还需要担心海都问题未能解决，也算是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伯颜终究不是韩信，再次受了冤屈，仍然淡然处之。击退海都后，他将印信交付玉昔帖木儿，轻装返回指定给他的驻地——大同。临行前，受命宣抚北军的皇孙铁穆耳置酒践行，在席间咨询军事，伯颜指着皇孙手中的酒杯道：“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铁穆耳深以为然，全盘接受。
作为名将，伯颜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此后的岁月，他是重臣的身份立于元廷。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病势沉重，召伯颜回京。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九，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病逝于大都紫檀殿，享年七十九岁（虚岁八十）。伯颜、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及中书省平章不忽木在忽必烈病榻前同受遗诏。
在生命的最后，忽必烈到底看清了伯颜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纯臣，是足以托付大事的忠贞之士。君臣二人的关系虽有波折，总算是善始善终。
忽必烈在太子真金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册立太子，直到至元三十年才将“皇太子宝”之印送给皇孙铁穆耳，算是一个册立的表示，但并非正式指定其为继承人。于是，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再次拿出蒙古老传统，在上都召开“库里台大会”，选定嗣君。
此时忽必烈的四个嫡子都已经去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和镇南王脱欢都没有竞争的实力，孙子辈中只有真金太子在世的两个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最具实力。甘麻剌才能平庸，没什么战功，铁穆耳聪明能干又战功显赫，可是却有酗酒的毛病，该选谁来继承帝位，直接关系到日后帝国的兴衰。伯颜等三位顾命大臣的担子十分沉重。
在大会上，甘麻剌仗着自己是真金太子长子，想和铁穆耳竞争，史称“亲
王有违言”，虽然大多数大臣都不倾向于他，可碍着他的身份也不好出面。此时，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玉昔帖木儿也劝导甘麻剌：“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 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 甘麻剌见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重臣都已经站在弟弟一边，只好说道：“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
大元王朝第二任皇帝的人选终于在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软硬兼施下，确定了下来。当年四月十四日，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登基为帝，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玉昔帖木儿在成宗登基后，曾说“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这句话不但对他自己是一语成谶，连带着伯颜也被说中，这两位顾命大臣，竟然在成宗继位后的第一年中先后去世。玉昔帖木儿病逝于十一月，年仅五十三岁。不到一个月，伯颜也病逝家中，年仅五十九岁。
跟着忽必烈南征北战的名将们，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阿剌罕、阿塔海、董文炳、张弘范等都在忽必烈之前相继离世，而最后连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也走得如此匆忙，紧追世祖而去。
天意也许在告诉初登大宝的成宗铁穆耳，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守成安国才是他的责任。
【正文】
灭宋者非宋人——厓山刻石的张弘范
小时候学成语，读到“一字千金”时，总感觉奇怪，一个字而已，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后来逐渐学会遣词造句，才发现对于读书人来说，一字之增减，何止值千金，真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汪精卫早年曾是不惜舍身成仁的革命义士，在谋刺摄政王不遂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激昂悲壮，直追谭嗣同，后来又是国民党栋梁，创建民国有他很大功劳。岂料却在抗战期间失足落水，成为汉奸，于是有人将他的名作每句增加两字，改为“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的相当辛辣。
而在明末，大明进士洪承畴以文人掌兵，屡败农民军，被明崇祯帝视为栋梁，极为器重。洪承畴为了炫耀皇帝对自己的赏识，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亲手撰写一副对联，挂在自家中堂之上，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日后投降清朝，成为请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的“导人”，并为平定江南不遗余力。有人便在这对联每句加了一字，为“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立即从感叹成为责问，也是直指人心，毫不留情面。
这样的典故，在元灭南宋的那个时代，也有着生动的演绎。当南宋最后的抵抗军和流亡政府全体覆灭于厓山海面时，元军总指挥张弘范志得意满，命人刻石纪念，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岂料，他收兵北归后，有人添了一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灭宋于此。”这一下从标榜自己的功绩变成自曝其丑，不亚于在大街上高喊“我杀了我爹”，添字之人也算损到了家。
不过，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之一，背叛民国，被人指责无可非议。洪承畴受大明崇祯皇帝厚恩，背叛明朝，也该被唾骂。而张弘范从小都不是宋人，父亲做过金朝的官，后来又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为世侯。他自己生命的最辉煌的时光，是在元军里当将军，可说无论是与南宋还是北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被无缘无故冠以“宋”字，可称冤枉。
当然，可以说张弘范是汉人，南宋时汉人的朝廷，汉人灭了汉人朝廷最后的武装和政府，自然是汉奸。但古人的民族主义绝没有今人这么明确，主要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既然吃元朝的俸禄，就要为元朝皇帝出力。南北朝时期，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南方称北方为“束虏”，双方都以自己为正统，也各自有忠臣，元朝时期也大体如此。元末时期，也有很多科举出身的汉人不理会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为元朝殉节而死。做汉奸做到抛投率洒热血，就说不过去了。只能有一个解释，古人的社稷朝廷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民族，实在不是一个概念。
张弘范，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河内村）人，字仲畴，是蒙古帝国、元王朝世侯张柔的第九个儿子。他父亲张柔是个在乱世中从底层打出一片天地的厉害人物。当年蒙金战争，蒙古铁骑所过之处，庐舍为墟，生灵涂炭。而一旦蒙古军撤走，留下的土地便又会盗贼蜂起，老百姓再遭二遍罪。当时的河北便是这种情况的重灾区，种地出身的张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 ，自然不能眼看如此局面而无动于衷，于是聚集乡亲族人组成“自卫军”，即抗蒙，又防盗，逐渐成为四方闻名的军事武装首领。
当时金军节节败退，对于地方已经逐渐失控，便延揽民间武装为自己所用，以抵抗蒙古军。张柔被中都经略使苗道润招安，先为定兴令，后升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可说步步高升，光宗耀祖。张柔此时是很忠于他的“伯乐”苗道润，对于金朝倒未必有什么感情。
正当张柔在苗道润麾下准备再立功勋时，1218年六月，策划收复中都的苗道润被自己的副将贾瑀所杀，张柔勃然大怒，发出檄文召集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众将拥戴。金朝廷闻知，便任命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让他讨伐贾瑀并顺带着抵抗蒙古。
岂料，张柔讨伐贾瑀的战斗还没开始，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公事在私仇之上，张柔只能调转马头对付蒙古军。是年八月，张柔率军迎战蒙古军于狼牙岭，战斗进行得极不顺利，他自己也因为战马失蹄而被蒙古军俘虏。毕竟张柔做大金朝的官只是个形式，起兵不过是为了保护家乡亲人，现在见大势已去，就率众投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投降的人一向厚待，便让他仍受任旧职，领旧军。
从此，张柔便开始了作为蒙古重臣的南征北战，同时也趁势扩展了自己的地盘。到1232年，屡立战功的张柔被任命为汉军万户，成为一方“世侯”。
张柔是个天生的军事家，作战不拘成法，往往出奇制胜。如1218年，金朝真定主帅武仙率大军数万攻打他的大本营满城。此时张柔主力不在城中，守城将校只有数百人。张柔让老幼妇孺登城，虚张声势迷惑金军，自己则带领数百精兵出城偷袭，大破百倍于己的敌军，并一举攻陷完州（今河北完县）。日后跟随窝阔台汗攻金，跟随蒙哥汗伐宋，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平叛、南征，这样的战绩还有很多。在众多汉人世侯中，只有他与史天泽被誉为“霸都”，也就是英雄和勇士。
身为张柔第九子的张弘范，充分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
【正文】
张柔不但打仗是行家，生孩子也是把好手，一生中有儿子十一人。但前九个都没什么出息，只有第八子张弘略和第九子张弘范才能出众。张弘略文武全才，屡任显职，死时受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在元廷地位很高。但因为没有弟弟那么显赫的战功，在历史上并不出名。张弘范的能力未必强过哥哥，但因为厓山之战，名气却大得多。所以，要出名靠的并不仅仅是能力加努力，机遇往往是最重要的。
做大将，首先胆气要足。战场上腥风血雨，没胆子如何能够冷静指挥？张弘范和他老爹很像，年纪还轻时便胆色过人。二十岁时，他八哥张弘略任顺天路总管，有事去大汗行宫汇报工作，张弘范便代替哥哥管理政事。当时有蒙古军进入顺天境内，肆意侵辱百姓，张弘范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犯事的蒙古军人每人打了一顿板子赶了出去。当时北方是蒙古人天下，张弘范敢这么干，也算是胆大包天了。
在军旅中要出人头地，展现自己的能力之前，首先要有胆色。胆大包天的张弘范再加上有背景的老爹和哥哥，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中统元年，被任命为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便改授行军总管，在亲王合必赤麾下征讨在济南叛乱的李璮。
李璮也是一方世侯，益都行省李全之子。1231年李全死后，其妻杨妙真袭职，但不久也病死，李璮袭为宜都行省。在众多汉人世侯中，李璮是个异类，并不安于在蒙古人之下做个诸侯，而有着称王图霸的野心。不但拥兵自重，储存粮草，截留盐课。还在1259年私自进攻南宋 ，连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全部纳入自己地盘。在扩充实力上不遗余力，对蒙古汗廷的不臣之意相当明显。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开战。忽必烈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这一方面是为了稳住他，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他与南宋有占地之仇，防卫南部疆域时不会投敌。
但忽必烈有些小看了李璮，这位大都督虽不会真正投向南宋，却也绝不会忠于他。中统三年二月，李璮乘忽必烈倾全力抗御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举兵反叛。献涟海等三城于南宋，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忽必烈南线顿时吃紧。
不过，李璮虽然野心不小，却没有洞察全局的眼光。他反叛元廷若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两个要素，其一是南宋朝廷积极配合，出兵出饷相助，其二是北方中原各地汉人世侯可以群起响应，他才有趁乱扩大地盘，进而图霸称王的可能。但是，一向谋求苟安的南宋只是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配合。他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世侯的支持，也应者寥寥——大家诸侯做得好好的，干吗为了你冒险造反呢。
李璮处境完全孤立。他如果不想迅速失败，应该率部队与元军在野外周旋，机动灵活的展开战略，实在不行还可以南撤依靠南宋。但李璮却拢军固守济南，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给元军以包围自己的机会，充分展现了军事上的无谋。与合必赤一起征讨他的史天泽听说李璮进入济南，不禁笑道：“豕突入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