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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机会，充分展现了军事上的无谋。与合必赤一起征讨他的史天泽听说李璮进入济南，不禁笑道：“豕突入苙，无能为也。”，并对合必赤进言道：“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 元军深沟高垒，将济南围得水泄不通。
二十四岁的张弘范在合必赤麾下，也率领着本部人马来到济南城下。这么年轻便领兵出征，当爹的自然不怎么放心。张弘范临行时，张柔对儿子面授机宜：“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这也颇有些让儿子勇挑重担的意思。张弘范领会了老爹的教导，将自己的营寨扎在城西。
不过，李璮并没有如张柔预计的那样，因为张弘范驻扎在较为危险的地方而向他发动攻击。在兵粮即将告罄的情况下，李璮督率所部没命的出城突围，但是，当各处元军都在为反突围而奋战时，张弘范的营地却似乎被遗忘了，李璮根本没有向张弘范的驻扎地派出一兵一卒。
此时，若是空有血气的年轻人，必定操刀上阵，自己去找李璮；若是胆怯平庸的“二世祖”，则会暗自庆幸，疏于防备。而张弘范毕竟是名将之后，能力不是吹得，立即判断出，李璮这是在迷惑自己，认为自己年轻可欺，“我营险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于是，立即在营外挖掘壕沟，并布置精兵甲士设伏，专等着李璮前来。
第二天，李璮果然以主力向张弘范迎敌猛攻，岂料兵马没等挨着营门，便纷纷掉进壕沟之中，死伤枕籍。剩下的将士好不容易爬出壕沟，又陷入伏兵围攻之中，眨眼之间，李璮用来突围的部队全军覆没，两名将军也被张弘范俘虏。经此一战，不但张柔对这个儿子完全放了心，还让张弘范名声大噪，从而得到了世祖忽必烈的垂青。
是年七月，济南城破，李璮被俘杀，“李璮之乱”仅仅坚持了五个月便烟消云散。但是，李璮并不该感到遗憾，他的这次作乱虽然没能让自己图霸称王，其影响对却对大元王朝既深且剧。不但立即引起了朝廷内部的一场地震——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王文统原本是忽必烈最倚重最信任的宰辅，但因为是李璮的岳父，又被告发与李璮有书信交通，与儿子王尧一起被杀。
而随着王文统的人头落地，忽必烈原本海纳百川的心胸也犹如突然垒起了一道堤坝，将宽阔的海口挤压为狭窄的河道。在藩邸时以及继位之初不论出身，只看才干的他开始对自己治下的最为多数的臣民投去了不信任的眼光：朕如此信任你们，为何如此辜负朕？行汉法，用汉人，真的是正确的吗？王文统深受皇恩，李璮更是两代蒙恩，为何会反叛？！
一直对世祖重用汉人不满的回回人集团，趁势进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 这句恰到好处的谗言，中断了元王朝的汉化之路。汉人从此很难再获得足够的信任。此后，阿合马专权二十余年，深受汉化的真金太子忧惧早逝，皇统变更屡屡动荡，等等事件便迭次而出。李璮便是那只在亚马逊森林里扇动翅膀的蝴蝶，最终在太平洋掀起了滔天巨浪，而这巨浪，也最终将大元王朝送入了坟墓。
【正文】
不过，硬币也有两面，李璮之乱另外一个有益的影响，便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盘踞于中原大地的一个个“世侯”提前消失了。
经此战乱，不但汉人儒臣受到了池鱼之殃，那些世侯们也尝到了苦果。“言者或谓李璮之变，由诸侯权太重”，世祖于是决定“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中断地方诸侯世袭，收汉人军将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即使是讨灭李璮有功的史天泽、张柔也没能例外。他们的“侯国”从此国除。
“李璮之乱”使得汉人世侯消失，之后东北地区的“乃颜之乱”又使得蒙古东道诸王的封国消失，元成为中央集权的王朝而并非分封制的帝国，却是两次叛乱造成的。
老爹的封国没了，张弘范却并没有多少遗憾，他只是第九子，即使世袭也轮不到自己头上。要想荣华富贵，怎么都需要自己打拼。
到忽必烈开始襄樊战役时，张弘范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在军前效力。手下的益都兵都是李璮生前旧部，勇悍难制，但却被他管得服服帖帖。元军以堡垒战术包围襄樊，但却没能掐断宋军的补给线。张弘范献计：“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终于使得襄樊宋军再也得不到任何支援。在最后的决战中，他更是身先士卒，裹伤再战，先后率先攻入樊城和襄阳，立下大功。
到伯颜伐宋之时，张弘范率部，“东略郢西，南攻武矶堡”，全部“取之”。作为先锋渡过长江。丁家洲之战中，他更是冲锋在前，首先击溃宋军前锋，为宋军随后的全线崩溃起到决定性作用。元军到达瓜州时，宋将姜才以二万人出扬子桥与元军对垒。张弘范与都元帅阿术出兵与宋兵夹水列阵。姜才的军队号称勇悍善战，元军望之有惧色。张弘范请阿术监阵，自率十三精骑渡水冲阵，因姜才阵坚不动，张弘范假意撤退，宋军纷纷追赶，其中一名骑兵跃马挥刀，逐渐逼进，张弘范突然掉转马头，手起刀落将那骑兵斩于马下，余骑大惊失色，元军乘势猛攻，大败宋军，斩首万余级。之后，张弘范又在焦山之战表现出色，俘虏八十余艘战舰，数千宋军。因为一系列战功，张弘范和自己的父亲一样，获得了“霸都”称号，并被授予毫州万户之职。
至元十三年，浙东台州出现民变，张弘范出兵讨平，为了安抚其地，只是“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被授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之职。
为异族攻打本族之国如此卖力，张弘范受到不少口诛笔伐。以当时各个族群来说，民族主义并未如今天一般普及，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争得功名利禄，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价值体现的种种努力。以君臣大义来说，若是张弘范作战不卖力，倒才是“有亏臣节”。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本就是合二为一的。
不过，中国早就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孔夫子时代便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否被看做是华夏，并非种族，而是看文化。只要是其他民族，愿意学习华夏文化，便是华夏的一部分。然而，加入华夏和统治华夏可不一样，即使被看做是“蛮夷”的民族接受了华夏文化，却也是不可以成为华夏之主。比如春秋时期，楚国从文化本已经是很“华夏”了，虽然自称王，却也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爵位。但因为立国是在南蛮之地，保留一些“断发纹身”的“蛮俗”，仍被视为“蛮夷”。楚国的“问鼎中原”，被看做和北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的游牧民族一样的严重威胁，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那么，并没有完全接受华夏文化的元朝廷，以及还不会说汉语的世祖忽必烈对于南宋的武力征服，必然会导致一些具有深刻文化民族主义的士人超越对于赵氏一姓的忠贞，以华夷之辨进行坚决的抵抗。日后与张弘范打过多次交道的文天祥，便是典型的一位。
【正文】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二十岁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他日后自称“大宋状元宰相”，便是来历于此。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了权相贾似道，被迫“致仕”，年纪轻轻就退了休在家闲住。直到恭帝登基，元军南下，朝廷号召各地勤王，他才成为寥寥几位率军勤王的将领，率领自行招募的义军赶赴临安。但是，南宋的主力部队已经丧失殆尽，从太皇太后到满朝文武，全都想投降议和。文天祥虽被封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但也只能负责去元营议和。结果，因为在众多蝇营狗苟的同僚之间表现的过于卓尔不群，被元军大帅伯颜看出是个英雄，导致被扣押。
而在前去议和之前，文天祥便已经深知不可能以岁币称臣之类的条件换得社稷的保全，为了能为日后赵宋社稷保留根苗，上疏请谢太皇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福建，信王赵昺赴广东。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进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迅速出城南下。
两位小王爷大的九岁，小的只有六岁，在颠沛流离中历经苦难，甚至险些饿死，但在众多忠心的臣子们保护下，总算安全逃到温州。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随之感到，保护着他们来到福州。
至元十三年（1276年）夏六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赵昰生母杨淑妃为太后，以陈宜中为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
原本已经灭亡的南宋朝廷便这样复生，无论对于元军还是南宋军民，情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当伯颜统兵南下灭宋之时，世祖忽必烈曾晓谕伯颜，不可嗜杀，伯颜也自誓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客观的说，伯颜统兵期间，由于他军纪严明，再加上宋方守将大多不战而降，直至拿下临安，虽然战场上尸横遍野，但屠城之事并不常发生。但是，随着南宋流亡朝廷的建立，使得原本对南宋朝廷腐化、聚敛、御敌无方失望透顶的江南士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颓废苟安之气迅速被抗战精神所取代，州郡望风而降的趋势停顿下来。元军尚未涉及的福建、两广以及川蜀、两淮部分地区纷纷厉兵秣马，所谓“自夏伹秋，一城不降” ，而“自夏伹秋”正是赵昰被立为新帝之后。战争的进程也随之步入更为残酷的阶段。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到镇江时趁看守不备连夜逃出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安抚使苗再成开门迎入。两人商议召集各路宋军反攻，并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但因战乱讯息不通，李庭之只知道文天祥曾经和元军议和过，并不知道他逃出之事，以为他已降元反而诓自己出城，于是便写信给苗再成，让其杀死文天祥。苗再成虽不相信文天祥是奸细，但也不敢做主，便把文天祥送出城外。文天祥一行到达扬州，却发现到处都是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无奈只得继续逃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温州，后听说流亡政府在福州，便赶往投效。
文天祥的忠贞才识早为众人所知，立即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但是，由于主政的陈宜中一向嫉贤妒能，文天祥担心引起内部纷争，对右丞相一职“固辞不拜”，只接受了“枢密使同都督”的官职。
顾诚先生在他的巨著《南明史》中，对传统中被过度美化的明朝忠臣如史可法、瞿式耜、何腾蛟等人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的种种无能、自私和短视，并认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优秀，南明绝不会灭亡”。这样的批评对于南宋最后的流亡政府的群臣们，也很适用。且不说从来就没什么忠义之心的陈宜中，即使是和文天祥一起被列为“宋末三杰”的张世杰、陆秀夫，虽然忠诚之心可鉴天日，却也不能算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张世杰总有胆怯和保存实力之心，而陆秀夫虽然耿直，却从来无所作为，对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没有任何建言。
在南宋国运的最后时刻，唯一能算得既有忠贞之心又有恢复之志兼具抗敌之胆的，仅文天祥一人而已。
文天祥到福州后，提出要回温州组织舟师，由海道而进收复两浙。但一心想要放弃温州的陈宜中不同意，将文天祥外派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招募士兵。文天祥到剑州后，很快就聚集起相当可观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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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至元十三年七月开始，元军对于各地抵抗宋人的镇压也一日紧似一日。
七月，在李庭芝、姜才率部离开之后，守将朱焕献扬州城投降，李庭芝、姜才未能摆脱追兵，被困于泰州；
大将阿术攻破泰州，李庭芝、姜才被俘；
阿里海牙攻破严关（今广西兴安西），马墍兵败退守静江（今广西桂林）；
李恒击败宋军吴浚所部于南丰。
八月，吴浚再败于元军，退往宁都；
李庭芝、姜才在扬州不屈遇害。
在这一片战败的紧急时刻，作为流亡政府的中枢，不但没有什么居中调度挽回颓势的举措，反而只想着互相碾轧。见文天祥聚兵成功，担心离朝廷所在地太近会导致“干预朝政”，便下令让文天祥去交通不便的汀州（今福建长汀）。文天祥顾全大局，于十月率部南下。到汀州后，立即开始救亡活动，派赵时赏率一部军士去取宁都，派吴俊章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同时，在江西坚持抗元的刘洙等人闻文天祥开府，纷纷率兵来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