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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也对其才干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必烈举荐说：“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
中统元年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中统元年五月，王文统主持建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规定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七月，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燕京行省，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
中统二年初，行省颁布新政条例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作出明确规定。三月，王文统又上奏设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高度完善了帝国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针对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的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的混乱局面，王文统主持在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的作为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分析利弊，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通行海外。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甚便民”。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而尤其难得的是其人并不擅权，处理政务从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下属和同僚意见，采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可惜，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既是“头等”，则主张重利，凡是以利为先。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道德底线。
以许衡、姚枢、郝经、窦默为代表的儒臣之所以忠心辅弼原本被称为“夷狄”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就在于忽必烈附会汉法。一改蒙古帝国时期的杀伐攻略、横征暴敛，颇能以民为重，义以利先。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之主，才有可能建立继承他们心中的自古传承的正统王朝。他们也就会以名臣跻身于煌煌史册。
可忽必烈毕竟是“附会”汉法，虽然并非如祖先那样用纯粹的蒙古传统来“以夷变夏”，却也并非如北魏孝文帝那样完全抛弃本民族一切文化特征来“以夏变夷”。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内核仍保持蒙古传统，而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来重塑一个国家。汉法派希望的那种“独尊儒术”的状态并不在忽必烈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是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于“义在利先”这样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汉化派迅速成为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正文】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 ，但忽必烈没有听从。之后，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并认为当宰相的最佳人选“无如许衡”。可忽必烈认为许衡并没有宰相之才，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许衡又是当代大儒，忽必烈虽并不重视他，却很看重其在朝野的影响力，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于是，便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但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
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于是三人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不久，已经感觉无所作为的窦默、许衡辞职回乡。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出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的会被怀疑。
在李璮正式叛乱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张宏就曾经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的十条罪状，其中便牵涉王文统，所控罪状可说刀刀见血：
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这是帮助李璮储备军需；
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这是没有将李璮的地盘纳入朝廷的经济体系；
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这是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李璮自己的财货用度，也是为谋逆的奠定资金基础。
张宏在奏章上明确写道：“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的批复则是事属机密，但令勿泄 。
忽必烈并非不察觉李璮的种种不轨，但一方面因为要应付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想让南方出事。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王文统的信任。
但李璮个人野心膨胀，终于于中统三年二月三日在外无襄援，内无策应之下发动叛乱，并迅速陷入到困守济南孤城的绝境。他昧于大势的一意孤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却无端连累了老岳父王文统。
【正文】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文统时代，理财派与汉法派所争不过是原则上的细节，外带一些自身名利的争夺。到了阿合马时代，两派的分歧就直接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以至于争斗更加波谲云诡，血雨腥风。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中）
王文统之死，对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法派来说，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产生作为儒生不再被忽必烈所信任的忧虑。
虽然忽必烈的“始疑书生不可用”，并非完全排斥汉法派，彻底摒弃附会汉法所建立的制度，但对于儒士们来说，想在忽必烈时代实现大元王朝的全面儒化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继承忽必烈的第二任皇帝。
也就是现在的太子——真金。
无论是北魏、辽、金，还是后来的满清，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往往要经过一两代，甚至三代以后才会有基本上抛弃草原民族的彪悍性格，而以文弱形象出现的帝王。而元朝，却在忽必烈之后就差点出现了与草原上的祖先，甚至和父亲都完全不同的继承者，这便是忽必烈的嫡长子（实际上嫡次子，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裕宗皇帝的真金太子。
真金太子的母亲是察必皇后，出身于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弘吉剌部，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到成吉思汗的妻子勃儿帖，都是出身于这个部族，真金的蒙古血统可说相当纯正，可除了血统，在他的一生中，可说很难找出一点和祖先相似的地方了。
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弱小松散的游牧部落成长为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在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全民皆兵政策。每个男子都要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男孩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先学会如何驾驭马匹，只要能够顺利长成，一个十五岁的蒙古男子便已经是弓马娴熟，吃苦耐劳而又无惧死亡的战士。而蒙古帝国之所以可以数代保持旺盛的征服欲望和超强战斗力，则在于历代贵族也要经历这样的残酷训练，成吉思汗的儿孙辈，些许并不能都成为军事家，但无一不能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到了第四代，这样的遗传稍有减弱，但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