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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一看这条约，也感无奈。而此时，沙俄在新疆加强了军事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史料没有记载，恭亲王和李鸿章看到这几封信后的反应，但是，琉球事件后，新式舰队的建设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7年后，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就在日本长崎港亮剑，震撼日本朝野……
第二十一章 鸟巢鸟感觉
【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大凡有地位的老外，到了大清国，都会惊叹这真是个“鸟”国家。在主人们盛情的宴会上，总是有一道令老外们惊诧而不敢动刀动叉的东东：“鸟巢”，即燕窝也。
老外们无法理解，大清国的领导干部，外带先富起来的一批精英人士，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拾“燕”唾余，乃至不惜千金、劳师动众地强行拆迁燕子的蜗居，以将其吞噬。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大多数的“宰相”，并无“撑船”的肚量，但吞噬小燕子的蜗居，还是绰绰有余的。
老外也无法免俗，虽不喜欢“鸟巢”，却喜欢“鸟巢”带来的“鸟”感觉。连堂堂的《纽约时报》，在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前总统格兰特先后访问大清国时，也很八卦、很阿Q地在版面上记录大清国宴请美国贵宾的菜单，当然包括“鸟巢”之类，以显示美国领导人在中国受到了特别待遇。
西华德访华是1870年的冬天，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访北京的西方首脑级大腕，他受到了大清政府的盛情接待，国宴便设在总理衙门。
说是国宴，其实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太后和皇帝照例是不见外宾的，迎来送往的琐事一般都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国“总理”恭亲王接待。但不巧，“总理”恭亲王病了，“常务副总理”文祥也病了。国宴遂由总理衙门的其他领导人集体主持。
主人们用“鸟巢”等富有大清特色的美味，同时填充桌面和时间。足足4个多小时的漫长会餐和150道之多的菜肴，几乎令美国人迅速对中华烹饪产生了审美疲劳。主人炫耀性地介绍各种怪异菜品的原料和烹饪方式，以此向客人展现天朝上国的伟大形象，同时频繁地与客人“干杯”，感情深、口口都要闷，令美国人几乎忙闷过去。
美国人郁闷的是，当他们想把话题转到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国内话题时，主人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会场似乎贴着“莫谈国是，只谈鸟巢”的无形禁令。这顿饭令西华德等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效率有了极深的感受。
九年后（1879年），刚刚卸任的格兰特总统在春夏之交到访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次，恭亲王亲自主持了在总理衙门举行的欢迎宴会。
格兰特是从暹罗（泰国）进入中国的，到京之前，已经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各地官员们对这位美国“民主”（“民之主”也）给予了热情接待，令格兰特对大清官场的“鸟巢”社交文化略微有底。
当服务人员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奢华的娱乐”要比广东、上海和天津的接待简单了许多。当然，“鸟巢”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人注意到，恭亲王几乎只是略喝几口“鸟巢”，而几乎不碰鱼翅等其他菜肴。
这次，因为有恭亲王在场，与会中国官员们便畅所欲言，与美国人交流改革开放的经验心得。但是，恭亲王只是劝酒、夹菜，几乎没做任何表态。美国人事后分析，恭亲王因为身份限制，很多事情可做不可说。
不仅西华德与格兰特，从迄今所能发现的西方记录看，多数西方来访者都是从中国政府那奢华的宴会中认识了“鸟巢”，景仰既久，却依然敬而远之。一位有幸参与过此种公款宴请的法国人，认为“鸟巢”之受宠，并非因其多可口，而只是因其昂贵，主人以此炫耀的，只是自己的好客与财富。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第二十二章 北京欢迎你
【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显然并不喜欢北京，尽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他发现，这座帝国首都那无比宽广的大街，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混乱、令人作呕”。各种车辆、骡马和行人都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泥土夯成的路上，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遍地，两旁的住家和店铺都往路中间倾倒垃圾、污水，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成了排污道，臭气熏天。
1870年11月8日，西华德坐在绿呢大轿上，在中国士兵们鸣锣开道及吆喝申斥声中，从满街的摊铺、卖艺者、设赌者中，挤出了一条路来，前往总理衙门，他极其准确地意识到：这可“绝非行走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通往位于东堂子胡同（今建国门附近）的大清国总理衙门，这条大清帝国的“迎宾国道”，在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记录中，成为世界上最肮脏和最著名的一条道路。
大清政府和人民绝非故意怠慢远方来客。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E。 A。罗斯在辛亥革命前考察了中国，他注意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工具，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工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中，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如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轿子留出通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他也考察了日本，在那里“人们绝对看不到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他甚至坚信，在“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国国土上，旅行者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扎下帐篷，更不要说各地旅馆的肮脏、虱子和恶臭。
而在大清国第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xie4）衣无许暴露”，华界内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人人“掩鼻而过”。
街道如此，居室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传教士、清华大学的主要推动者明恩溥感慨中国人居然都不讲究居室的采光，弄得室内总是十分阴暗。甚至在大清首富盛宣怀的豪宅，西方客人也吃惊地发现在那摆满昂贵的古董家具的客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窗户，古老的家具反而显得阴森森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高级军官们有幸参与紫禁城一日游，在惊叹其间的富丽堂皇时，他们也感慨这种华而不实的豪宅，实在不是舒适的居所。有趣的是，一位曾经访问美国的大清道台表示，美国的监狱要比中国的衙门舒服多了––不知这位口没遮拦的官员，回国后是否为这句话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曾经长期在欧关生活的大清外交官张德彝认为，中国的脏乱差都是因为“在上者鄙此为琐屑之务，不复为之经理，小民更安于卑污，相率因陋就简”，一棍子将庙堂和草民都扫了进去。
上海的人民群众却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日本访客，这要怪洋人带来了工商业，导致本地人都涌到外企（主要是缫丝厂）打工，不再关心农作，可惜了那满街的“肥料”。尽管“肥料”满街的上海只能“掩鼻而过”，但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一边捂着鼻子，一边骂着洋鬼子，一边艳羡着租界内的整洁。
租界（或使馆区）外飘过来的恶臭，成为许多西方人回忆录中萦绕不去的中国气息。这种热烈欢迎，尽管带着大清口臭，也没有能阻止老外们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扎根大清……
第二十三章 披着羊皮的熊
【 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人间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残酷的大屠杀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国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即“七城之国”）。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这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的俄国人，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
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冲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
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而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途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又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