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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恭亲王早己料到。在他建议将同文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们的奏折上，就用长篇大论做了伏笔。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随后，提出了“西学”其实就是“中学”的雷人观点，认为“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上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恭亲王的这套说法，无疑能相当有效地削弱反对的声浪。1899年，英国人Harold E。Gorst在回顾大清三十年改革史时，就认为恭亲王此举，是耍了一记漂亮的“外交手法”。
其实，在晚清的改革，乃至历朝历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时，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涉及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而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鬼子六”的“鬼计”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1862年，他建议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避嫌及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这一次，当改革遭遇官方“包养”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柔韧的姿态。在严词驳回张盛藻的奏折后，面对泰斗级的倭仁的反对，恭亲王施展了太极拳手法。
倭仁在他的长篇奏折中，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他担心这些国家栋梁拜洋人为师，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一艺之末”，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有依靠着“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同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太后也不表态，批转总理衙门答复。恭亲王等随即上奏，痛切批驳倭仁等空谈误国，二三十年来“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他提出，既然倭仁有卧薪尝胆之志，但这是“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他借用左宗棠的话说，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又借用李鸿章的话说，一些崇尚空谈的干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认为，倭仁等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析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并且认为倭仁这一举动，对改革大有伤害，“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恭亲王的反驳是相当严厉的，但倭仁继续抗争，干脆认为同文馆请外籍教师本身就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认为国家振兴之际，百废待兴，“应办之事甚多”，何必因这一小事儿“群相解体”。
恭亲王随即开始转换策略，一边继续指控“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报考者”，另一边干脆来了招“请君入瓮”，抓住倭仁原奏中的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大呼道：我们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人才，“倭仁竟有其人，不胜欣幸”，建议请倭仁立即保举，另开一馆。
慈禧太后照准，要求倭仁立即保举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数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伤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抵砺，共收实效”。
倭仁这下急了，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中央却依然不放过他，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要求他随时留心人才，一旦发现此类人才，立即保荐，这等于给他套上了一个箍。接着，朝廷干脆任命倭仁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长期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人丁韪良，对恭亲王的这招请君入瓮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恭亲王为了让倭仁这个“老沙文主义者”能亲自通过跟他所谓的“洋鬼子”打交道来长点见识。
恭亲王的阳谋，倭仁当然能看清，他绝不愿意出任这一“鬼使”，再三请辞，却再三被驳，无奈，只好中途落马––对于倭仁是否堕马回避，学界尚有争论，史料也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倭仁的确是以病假的方式得以保持了“体面”。
对此，丁韪良惋惜地说，如果倭仁“不拒绝训练，谁晓得这个老翰林会不会同样彻底地转变过来呢？”他同时总结出，总理衙门对付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总理衙门成员成林曾经向他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谗言，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最好打交道的人”。
在这次辩论中，倭仁虽然处于下风，但却“死不改悔”，而这轮折腾的效果立即显现：即使待遇十分诱人，同文馆的天文算学专业最后只勉强招收到了30人，而其中的20人在第二年就被淘汰。而此时，日本已经派出了第一批学生前往西方。梁启超日后感慨道，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如果顺利推进，则今后“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假以时日，必将有所成就，从而“用以更新，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
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第三十二章 猫儿闹大清
【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
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
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大清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在内忧外乱夹击下，再怎么落败，还是老鼠遍地走，而且肥硕得很，甚至越落败，老鼠就越肥。
又多又肥的老鼠，当然吸引了无数只猫儿，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土猫、洋猫，也不管是公猫、私猫，都铆着劲、变着法，想成为那只能抓住老鼠的好猫。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大清国的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改革就是利益重组，有时甚至就是赤裸裸的巧取与豪夺。
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猫儿嘉年华
最为活跃的当然是“公猫”们。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走的就是“一大二公”的道路，国库出资，官员坐庄，在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官员及其亲属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清国财政两袖“清”风，没有能力为不同官员不同花样的改革支付学费，但靠山吃山，政府最大的资源并不是白花花的现银，而是政策。脑门一拍，大笔一挥，推行“官督商办”，政府画圈，老板掏钱，改革开放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能进人这个圈子内的商人，自然也都非等闲之辈，个个能量都可直通“海里”。其中的佼佼者是胡雪岩，其政府公关能力之强，与官场结合之紧密，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官办的纯国企和官督商办的半国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官僚化。史料记载，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造局检查工作，厂里就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和欢送，一如官场规矩，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节奏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公猫”们虽然公开捕鼠的功夫并不怎么样，但私下为自己偷腥的本事却都不小。财务混乱，公私不分，是当时国企和半国企的最大问题。一边高喊实业救国，一边则将公款尽可能多地挪到自己兜里。著名思想家、机器织造局的郑观应，就挪用公款为自己炒股炒房，导致开工都被严重延误。至于效率不高，浪费严重，更是普遍现象。“模范总督”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从立项开始到投产，都是凭空想象的“政绩工程”，证明了晚清改革的主旋律就是不断折腾。更有甚者，“公猫”之公，还真是体现在了性别意义上。机器织造局的文件显示，在相当一些企业干部眼里，工厂就是一座免费的丽春院，女工们俨然成了廉价的应招女郎，权力果然成了最好的春药！
私猫们当然没有公猫这么高调和张扬。在晚清时期，大凡混得好的私猫一般都必须有些公猫朋友，或者干脆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纯粹的私猫，是基本没有生存空间的。先天血统上的不足，令私猫们在包装功夫上相当细腻。比如导致晚清崩盘的保路运动，表面看，是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私猫们在民族大义激发下，不忍心着到洋人们以雄厚资本“侵占”了我们的交通开发机会，所以对政府将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表示反对，而骨子里，无非就是嫌政府收购商股的开价太低。其中闹得最来劲的四川铁路，则干脆是因为商人们希望政府来承担原先主办者挪用公款炒股而造成的损失，但政府不买账，商人们便只好祭出爱国护路的大旗，“推动”“革命”’了。
与土猫们相比，洋猫们的吃相要优雅得多，开口法制，闭口契约。但面对着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洋猫也一样是逐利的动物，在坚船利炮的“豪夺”己经不再时尚后，吸引中国官员占干股等“巧取”方式，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游戏。美国总统胡佛，早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帮助英商“巧取”中国的国有开平煤矿。他们设计将开平的老总张翼拉下水后，不花分文，就获得了丰厚的开平资产。胡总统的这桶金，日后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麻烦，时不时被反对党拎出来示众。而另一家更为著名的“福公司”，披“洋”皮，挂“洋”头，骨子里则是中外官商合营：马建忠（招商局总办）倡议，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跑腿，李鸿章护航，意大利首相的儿子挂名，成功地绕过了外资不准进人矿业的禁令，以一个空壳皮包公司而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发权，然后将股份出售给西方大财团，经手人均获利丰厚。
丛林世界
在这场猫儿嘉年华中，“撬边模子”（沪语，类似京腔的“托儿，’）也没闲着。著名的媒体《申报》，在大清国股市黑幕中，紧密配合庄家，以忽悠起来的理论武装人，以包装出来的舆论引导人，不露声色地当了回股市“黑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良心守望者”的市场化。
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