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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后部，那五名雇佣兵在灯光下眨着眼睛，向他们同行的乘客瞥了一眼。以前他们也见过这种情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见过多次了。每一个雇佣兵都觉得有些恶心，不过谁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最终都是会适应的。在刚果、也门、加丹加和苏丹，他们总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情景，也总是见到这样的孩子们，并且对这种情景也总是无可奈何。这会儿他们思索着，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机舱的灯光使他们从昨晚日落后第一次互相看个清楚。他们的军服汗迹斑斑，沾上了红土，面孔疲劳得拉长了。雇佣兵的头儿背靠厕所的门坐着，伸直了腿，面对着驾驶舱的机身。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今年33岁，他的淡黄色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平头。在热带，头发剪得很短是非常舒服的，因为这样汗比较容易散发出来，而虫子又不会跑进去。他的浑名叫“猫儿”香农，这是因为他的姓名打头的几个字母是“CAT ”（猫）。他出生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蒂龙郡。父亲送他到英国的一所大学预科里去受过教育，所以他就不再有北爱尔兰的乡音了。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待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军队，想过平民的生活。六年以前，他替一家伦敦贸易公司的乌干达分公司工作。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悄悄合上分类账本，坐进“流浪者”牌汽车，向西开往刚果边界。一个星期以后他签了合同，在斯坦利维尔的迈克·霍尔的第五突击队当上了一名雇佣兵。
他目睹霍尔离任而由约翰·彼得斯接替。和彼得斯吵翻以后，他被迫北去，加入了在保利斯的德纳特的军队。两年后他参加了斯坦利维尔的一场兵变。在法国人撤到罗得西亚后，他头部负伤，加入了比利时种植园主的殖民者雇佣军布莱克·雅克·施拉姆的部队。他长途行军到过布卡武，又从那儿到了基加利。被红十字会遣返回国后，他又很快志愿去打另一场非洲战争，终于领导起自己的一个营。然而，他去得太晚以致吃了败仗，他总是去得太晚才吃了败仗的。
离他最近坐着的是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无可争辩是赞比夕北部最出色的一名迫击炮手。杜普里今年28岁，出生在南非开普省的帕尔，是个穷困的雨格诺血统之家的儿子，他的祖先由于马赞林的愤怒，在法国宗教自由破灭之后逃亡到好望角来的。他的一张瘦削的脸上高耸着鹰钩鼻，鼻下是两片薄嘴唇。他看上去比往常显得更加形容枯槁了。由于精疲力尽，他的两颊上起了深深的皱纹，淡蓝色眼珠上的眼皮低垂着，茶色的眉毛和头发被尘土弄脏了。他低头瞥了一眼躺在机舱通道里的孩子，对占有财富和享受特权的世界咕哝了一句“Bliksems”（这些杂种）：他自己对世上的艰难也负有责任。这时他极力想睡着。
坐在他身边的是手足伸开的马克·弗拉明克。别人唤他小马克，其实倒是因为他是个大块头。他是从比利时奥斯坦德来的佛兰芒人，身高6。3 英尺，穿上衣服他有250 磅，有些人以为他很胖，其实不然。奥斯坦德的警方对他很怵惕，大部分老百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都很怕他。不过，那个城市的玻璃工和木匠倒挺欣赏他，因为他给他们找了活儿。他们说，你能认出小马克打闹过的酒吧，那儿需要几个工匠去修复。
他是个孤儿，在一个神父经办的孤儿院里长大。那儿的神父尽量给这个长得过大的孩子灌输对尊长毕恭毕敬的思想，由于教诲重复得太多，马克竟至失去了耐心，在13岁那年就一拳把一个拄杖的神父打倒在石板地上。
自此以后，他就一连进了几个少年罪犯管教所，然后又被送人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青少年罪犯监狱也曾被关押过一次。而当他应征加入伞兵时，社会上才几乎松了一口气。那时，斯坦利维尔的西姆巴族土人的酋长克里斯托弗·格本耶威胁雇佣兵要把他们在大广场里活活烤死。于是劳伦特上校就和500 名伞兵一起空降到那儿去救那些雇佣兵，马克就是其中的一名伞兵。
在袭击机场的40分钟里，小马克找到了他一生的职业。一个星期以后，他开了小差，为了逃避被送回比利时的兵营，加入了雇佣兵。除了拳头大，肩膀宽，这时的小马克已经成了使用火箭筒的极其能干的雇佣兵了。他喜欢使用这种武器，摆弄起来就和一个孩子摆弄玩具手枪那样轻松自在。
在逃出飞地到利伯维尔去的这个夜里，他才满30岁。
这个倚着舱壁坐的比利时人对面是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此刻正习惯地在干着什么来打发等候的时光。他矮小、敦实、精瘦，皮肤呈橄榄色。他是个科西嘉人，在卡尔维出生长大。18岁那年他在法国应征人伍去打仗，是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时10万法国军队中的一员。过了18个月他就中途被编人正规部队，然后就转人第10殖民地伞兵部队，这些头戴令人敬畏的红色贝雷帽的伞兵是由马素将军率领的，被人称作“Les paras ”（法语“伞兵”）。他21岁时出现了危机，一些职业法国殖民军为了永恒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事业重整旗鼓，当时这是由OAS 组织来体现的。朗加拉蒂是和OAS 组织一起去的，后来OAS 组织逃亡了，在1961年4 月的暴动失败后，又转人了地下。三年后他在法国被捕，那时他用了一个化名。他坐了四年牢，在巴黎桑戴第一监狱的黑暗、终日不见阳光的单人牢房里苦度光阴，后来转到图尔，最后到了雷岛。他是个桀骛不驯的犯人，有两个看守，死前一直带着被他袭击后留下的伤痕就可证实这一点。
由于袭击看守，他多次被打得半死，直到刑满没有被减过刑。1968年出狱后，他只怕一件事，那就是被关在窄小的空间里，关在牢里，或者洞穴里。他早就发誓不再回去坐牢，即使在狱外丢了命也不去，万一重新被抓回去也要杀半打人才算够本。释放三个月后，他自费到了非洲，决心参战，加入了香农的队伍当上一名职业雇佣兵。到这个逃亡的夜里，他31岁。自从出狱以后，他不停地练习他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自他还是科西嘉的一个孩子时就开始学会使用了，他也因为这种武器在阿尔及尔的背巷小街里出了名。这种武器是一根宽皮带，和旧时剃头匠磨剃刀的皮条一模一样，拣合适的地方钉上两个锁钉。他把皮带缠在左手腕上。闲逛时他就带上它，把没有锁钉的一面缠在左手腕上。这时，他在消磨去利伯维尔的时光，左手上缠着那根皮带，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6 英寸宽，一刀就能刺人骨头。他使用这个武器动作相当快，匕首藏在袖套里，对手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死于刀卞了。他在拉紧的磨刀皮条上来回磨着匕首，不断发出霍霍的有节奏的声音，匕首越磨越快。这个动作使他的情绪安定，也使别的人心烦，不过他们从不发怨言。熟悉他的人也从不和这个小个子拌嘴，因为他总是那么轻声轻气，不然就是面带那种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农中间的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他是个德国人，名叫库尔特·塞姆勒，今年40岁。在回到那个飞地的初期，正是他设计了用骷髅作标记，佩戴在雇佣兵和他们的非洲受训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经用木桩圈出一道前线，每个木桩上挂一个头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脑袋，以此辟出一个5 英里的扇形防区来抵御联邦分子。打这以后一个月，他所在的防区是最安静的。他生于1930年，长在德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父亲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国前线。15岁那年，塞姆勒作为一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毕业生，当然也像那些经过希特勒统治差不多12年的德国青年一样，他领导一个小部队，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组成。他的任务是阻止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纵队，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马枪。毫不奇怪，他失败了，因而整个青年时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军占领下的巴伐利亚度过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狂，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个神父。17岁那年他离家逃亡，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边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征兵站签约受雇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这个征兵站是专门招收逃亡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一年之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勒阿巴斯随同远征军到印度支那。他在那儿待了8 年，后来到了奠边府，由于在现港时外科医生给他切除了一叶肺，所以他很幸运未能看到在河内大败的耻辱就飞回了法国。他养好了伤，1958年他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成了法国殖民军第一外籍伞兵团里的一名顶好的中士。这个伞兵团在印度支那曾两次全军覆灭，那时先是一个营的编制，后来发展成一个团，他是活下来的少数人之一。他只崇敬两个人，一个是罗杰·福尔奎斯上校，曾经在初期的外籍伞兵连里待过，后来一连人马全军覆灭；另一个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如今执掌加蓬共和国的保密局，替法国维护那个国家的安全。此外，连曾经领导过他的马克·罗丁上校，在OAS 组织最终溃败时也失去了他的尊敬。
塞姆勒在第一外籍伞兵团时，这个团的每个人都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的暴动。后来，这个团被夏尔·戴高乐永久解散了。他一直跟随法国军官，服从他们的领导。1962年9 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他在法国马赛被捕了。他在牢里服了两年刑。由于他有四排战斗勋章的缓带，使他不致遭到更惨的结局。1964年，他20年来第一次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带着自己的打算去和以前在狱中同牢房的难友碰头，准备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走私。三年里，不算有一年他被送进意大利监狱，他从地中海这一头到那一头经营过酒类＼黄金，偶尔是武器走私。后来，他终于在香烟走私中发了财。不料，这时他的合伙人既欺骗了买家，也欺骗了卖主，却把责任推给塞姆勒，并且卷包逃走。因为有许多找他算账的人，所以他只好渡海到西班牙，又坐了一连串的汽车到达里斯本，一走了之。到那儿以后，他和一个军火商朋友挂上钩，就投身到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非洲战争中去了。香农把他当做可操胜券的赌注接纳了他。塞姆勒凭着打过16年的仗，比他们所有的人在丛林战上都有经验。现在，他在飞往利伯维尔的途中睡着了。
当DC－4 开始飞近机场的时候，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在孩子们的呜呜啼哭声里，人们还能辨出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男人吹口哨的声音。香农在吹口哨。他的同伴知道，快要打仗前，或者打完了仗，他都要吹口哨。他们也知道他吹的那个曲调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们。那个曲调叫牺班牙的哈莱姆》。
在范·克里夫和地面控制站通话时，DC—4 在利伯维尔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这架老式运输机左右颠簸着在一条跑道的终点降落了。这时，一辆坐着两名法国军官的军用吉普车在飞机的机头前突然拐弯，车上的军官向范·克里夫招手，让飞机跟随他们沿着滑行道滑行。
他们把DC—4 从机场主楼带往机场的另一头，那儿有一些小屋，随后指示飞机就在那儿停下，但让发动机继续转动着。几秒钟后，一个梯子架在机尾，副驾驶从舱内出来，使劲拉开了门。一顶法国军帽伸了进去，巡视了一下机舱，军帽底下的鼻子因舱内难闻的气味而皱了起来。那个法国军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雇佣兵身上。他向他们招手，让他们跟随他上停机坪。当他们踏上陆地时，那个军官对副驾驶做个手势关上门，旋即，DC—4 又向前左右颠簸着绕着机场开往机场主楼。一队法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正在那儿等候接收飞机上的孩子们，好把他们带往儿童医院。当飞机摇摇摆摆地经过五个雇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