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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看出点什么名堂了吗？”香农问。
“当然。事实上他怀疑你是从事偷运非法移民进人英国这一行业，他不愿因此而被捕入狱。但如果价钱合适，我估计他是甘冒这个险的。”
“现在别把底漏给他。先把船买下来，然后让他决定是否留下来干。要是他想辞职，我想可以另找一个船长。”
塞姆勒摇头反对。
“不行，我们现在就非得告诉他大概是怎么回事。不过，这样的话万一他辞职，准会走漏风声。”
“假如他了解内情后想辞职不干，那他只有一个下场。”说着，香农指了指船尾下漂着一层油污的浊水。
“还有一点，猫儿，让他参加进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了解船况，并且如果他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于，他就会尽力劝说船长把船卖给我们，而不是卖给当地那家也在打这条船主意的轮船公司。他的意见船长一定会听，因为那个老头希望买下这条船的人会爱惜它。船长对他很信任。”
香农考虑了一阵塞姆勒的逻辑，不禁有点动心。手中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需要现在就把“托斯卡那号”弄到手，这个大副也许能在买船这件事情上助他一臂之力，而且肯定能当个好船长，还会找个与他沾亲带故的人来当他的大副。想到这里，香农回忆起一条关于招兵买马的至理名言：“无须去收买所有的人，只要去收买能左右下属的人，让他去控制其他的人。”香农终于下定决心，尽力把沃尔登伯格拉进这项合同。他俩慢慢地踱回桥楼后面的帆布篷。
“我想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先生，”香农对沃尔登伯格说，“你猜得确实不错，假如我能买下‘托斯卡那号’，当然不是准备用它去运花生之类的货物。正如你们所料，我运的货多少是有些风险的。不过，船卸货时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到时候它将泊在公海上。我需要一个好船长，库尔特·塞姆勒推荐说，你正合适。所以，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我能买到‘托斯卡那号’，我就请你当船长，我保证连续半年给你两倍于现在的工资。10周后起运的第一船货到后，另给你5000美元奖金。”
沃尔登伯格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微笑着慢慢地立起身来，伸出一只手：“先生，你已经有了一位船长啦。”
“太好了！”香农答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船买下来。”
“没问题。你准备出多少钱？”
“它值多少？”香农反问道。
“要看在什么地方卖了。这儿与你们竞争的那家公司愿出25000 英镑，一个子儿也不肯再添了。”
“那我出26000 英镑。”香农说。“船长愿接受这个价吗？”
“肯定的。你会说意大利语吗？”
“不会。”
“斯皮奈蒂船长不懂英语，干脆由我给你当翻译，我会和那老头把事情安排妥当的。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个价钱，加上由我来当船长，他一定会把船卖给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明天上午怎么样？”香农问。
“行，明天上午10点，就在这儿。”
他们又握了握手，两个雇佣兵便下船走了。
小马克·弗拉明克在这间租来的车库里干得很是得心应手。他把那辆货车锁好后停在门外的小街上，然后把车库的门反锁上，以防万一他工作时有人闯进来。这是他独自在车库里度过的第二个下午，他已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工作的头一部分。
他沿着车库内的后墙用几根结实的大木头搭了个工作台，在上面摆好了所需要的工具，都是用香农给他买货车和其他必需物资的那笔500 英镑中剩下的钱买的。靠另一面墙，放着五只绿色的大油桶，桶身上漆着“卡斯特罗尔石油公司”的商标。油桶都是空的，当初里面装的是沉重的润滑油，如今这些字样还清清楚楚地标在桶身上。它们是马克以很便宜的价格专门从港口一家大轮船公司买下来的。
马克从第一只油桶桶底切割下来一个圆块，然后他把这只没有底的油桶倒竖着，开着口的桶底朝上，带有一个螺旋盖的桶顶向下。桶底切割掉一块后，圆口四周留下了一圈一寸半的突沿。
马克事先已从货车上卸下了两箱枪，取出了箱内的20支自动枪，准备把它们放进新的藏匿之处。他先把这些枪每支连同5 只弹匣一起，从头到尾仔细地紧紧绑上绝缘胶布，再塞进一个个结实的塑料袋内，排尽里面的空气后，再用细麻绳紧紧地将袋口扎在枪颈上，接着在上面又套上一个塑料袋，再用细麻绳绑好。他估计这样一来，枪一定会保护得非常干燥，到拿出来使用时，决不会有任何问题。
最后，他用两根很牢固的皮带把这20个粗粗的长包绑成一个大长捆，慢慢地塞进没有底的油桶。这些桶平时能装M 加仑或200 公升的油，完全能放进20支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以及与之配套的所有弹匣。不过，枪和弹匣放进后，桶内也没有多少空隙了。
枪和弹匣塞进桶内后，马克开始动手将开了口的桶底重新封好。他事先曾在港口机修车间里准备好了5 块崭新的镀锡铁皮桶底。此时，他拿起其中的一块安在这只开了口的油桶的底部，花了半个小时，仔细地挫光周围的毛边，再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油桶底部，恰好紧贴在原来桶底剩下来的那一圈一寸半的突沿上，使人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然后，他转身拿起氧气焊枪，取过一支软焊条，开始准备把新桶底用锡焊在油桶上。
一般说来，烧焊是使两块金属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最好方法。但是，一只盛过油或燃料的铁桶，通常会在桶内金属面上残留着一层油膜。这样，当给这只油桶加热进行焊接时，油桶表面温度一定能高达使金属熔化的程度，所以常会引起残留下来的油膜起火爆炸。这是非常危险的。锡焊虽然不像电弧焊那样牢固，但锡焊所需的温度要低些，不致引起那种危险。将来挪动这些装枪的油桶时，只要小心一些不把它颠来倒去地乱滚动，避免让枪支在桶内产生巨大的冲撞力，焊锡完全足以使新桶底牢牢固定在桶身上。
马克将桶底焊好后，又把所有残留的裂缝都用焊锡焊平。待焊接部冷却后，他在上面喷上一层与卡斯特罗牌油桶原来一模一样的那种绿漆。油漆干后，他轻轻将油桶翻过来变成桶顶朝上，拧开了顶上的螺旋盖。墙角还放着几个大油罐，他拎过其中一个，把里面盛的润滑油小心地倒进桶内。
又厚又粘的绿色的油液慢慢地从桶顶的螺旋孔内流人桶内，旧泊地流向桶底。油液渐渐地填满了枪支与桶壁之间的空隙，无声无息地渗进装着枪的塑料袋内，注满了绑着胶布的枪支与塑料袋之间的每一角落与缝隙。尽管马克在把一个个塑料袋口扎紧前都曾排尽了其中的空气，但袋内仍有一些空气残留在弹匣、枪管、枪闩处。这些空气带着枪支浮了起来，几乎使得那一大捆枪失去了重量，像被海潮席卷着的尸体似地，在沉重的润滑油里上下浮动，最后又慢慢地沉了下去。
马克倒完两罐油才完全灌满油桶。他估计，那捆枪占了油桶内空间的十分之七，润滑油占了十分之三，这个能盛200 公升的油桶里，现在大概有60公升油。最后，他掏出钢笔手电照了照桶里的油液。平滑如镜的油层表面，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好像一块晶莹的碧玛瑙，发出夹杂着点点金星的绿光。至于桶底藏着的枪支，则根本看不出一星半点的痕迹。他等候了一小时，仔细检查了一下桶底的焊接处是否有油渗出，结果发现没有任何问题，焊得非常出色。
他心情舒畅地推开车库大门，把货车重新开进来放好。现在只剩下两个印有德文字样的装枪的扁木箱没有销毁，还有那个从油桶上切割下来的废桶底没有扔掉。他打算把木箱烧掉，桶底抛进海里。他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把枪藏进空油桶内的偷梁换柱之计，的确切实可行。按目前的速度，他预计每两天便可处理完20支枪。这样，到和香农约定的5 月15号那天为止，他完全可以一切准备就绪。他觉得，能重新有活干，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伊万诺夫博士既不是第一次，而且也决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官方的种种做法感到怒不可遏。
“我们国家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他在早餐桌上愤愤不平地对妻子说，“这种愚蠢透顶、毫无效率的官僚体制，简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
“你说得完全正确，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诺维奇。”他妻子安慰道。接着，她又给他倒了两杯他爱喝的那种又苦又涩的浓茶。她是个温和、容易满足的女人，一心希望这位脾气暴躁的科学家丈夫能够克制自己一些，或者至少只在家中发怒。
“要是西方世界的那些资本家们，听说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弄到一对螺栓、螺帽，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准会笑得前仰后翻。”
“嘘，亲爱的，你得耐心点儿。”说着，她慢慢地搅动着自己茶杯里的糖。
博士所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位于新西伯利亚中心，是一个由众多实验室、宿舍区组成的巨大的建筑群。几周前，院长把他召进了那间位于研究院中心、四周镶着松木板的院长办公室里，通知说，将由他率领一支地质队赴西非勘探，具体的准备工作均由他负责安排。
这并不是个美差。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对他深感兴趣的一项专题研究置之不顾，而去和两个资历比他低得多的同僚从事相同的工作。他早已为订购在非洲气候下进行工作所必需的装备写了报告，分别送交给了12个与物资供应有关的不同部门，尽可能温文尔雅地回答了无数鸡毛蒜皮大小的问题。等待着，无限期地盼望着有关部门会送来设备，装箱待运。在恩克鲁玛执掌加纳大权期间，他曾在苏联派赴那个国家的一支地质队干过，因此深知在非洲茂密的丛林里工作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只要给我雪就行，”他当时告诉勘探队长说，“我是个寒带人。”
谢天谢地，他总算及时按需凑齐了器材装备，他的队伍也已组成。如今，全部物资，从净水器到行军床，都已装箱完毕。他曾梦想过，如果幸运，说不定可以赶在短暂美好的西伯利亚夏天被凄凉的秋季吞没之前，就已完成勘探任务，带着岩石标本赶回家来。然而，刚刚收到的这封信，却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
信是研究院院长亲自写给他的。不过，他对院长本人并无怨言，因为他知道对方也只不过是个莫斯科的传声筒而已。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莫斯科的交通运输部门认为，他们承担的任务既属保密性质，就应严禁乘坐国际民航。但是，外交部却又无力命令民航部门专为他们派出一架飞机；加之鉴于确保对中东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需要，也不可能特为他们动用一架空军的安东诺夫式运输机。
最后，从莫斯科传来指示说，他们的勘探设备大多，将来从西非回来时，携带的岩石标本数量更大，所以他们这支队伍应该乘船出发。莫斯科决定让他们乘坐一条驶向远东、途经西非海岸的苏联商船前去，并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至于回国时，地质队只须告诉一声苏联驻赞格罗大使多布罗沃尔斯基他们已完成任务，他就会命令一条回国的远洋货轮转向那儿，把这支仅有三个人的队伍及几箱岩石标本带上船。有关他们出发的具体时间和港口，莫斯科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下来，并保证为他们安排好前往港口的交通工具。
当妻子帮他穿上毛领皮大衣戴上皮帽时，伊万诺夫博士怒吼道：“整个夏天啊，整个宝贵的夏季全给错过了！等我赶到那该死的地方时，却正好是雨季！”
“猫儿”香农和库尔特·塞姆勒次日上午回到船上，和亚历山德罗·斯皮奈蒂船长首次见了面。这是个身材佝偻的老人，满脸的皱纹，看上去活像胡桃的外壳。与身高宽得不成比例的胸脯，套着件圆领衫，头上歪戴着一顶白色的大檐帽。
在一起动身去找船长的律师之前，他们几个先在船上商谈了一阵c 船长的律师是个名叫伽里略·庞提的先生，其律师生涯起源于和那条喧闹放荡的格赖姆斯基大街相接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为了使绅士们乐于光临，他特地将事务所开设在格顿姆斯基大街更加纸醉金迷的一端。越接近他的办公室，街两旁酒吧里的妓女也就越多，身价也更高。
在意大利，凡涉及到法律手续的商业事务，办起来决不会快于蜗牛爬行，而且那只蜗牛关节肯定还有点儿毛病。
双方早已把价钱和条件谈妥。卡尔·沃尔登伯格充当翻译，斯皮奈蒂船长接受了香农提出的一揽子交易：船价26000 英镑现金，可以按船长的要求付给任何一种货币或在任何一国付款；留用船上的大副担任新船长，为期不得少于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