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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图24）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又想起了王大点（3）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1）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这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2）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在孝与非孝之间（1）
孔融在历史上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知名度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而是人家上了中国古代的儿童教科书《三字经》，而且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上也有那么很正面的几笔。有谁不知道孔融让梨（图261）呢？自从《三字经》诞生以来，中国的父母总是忘不了拿这事教育孩子。不过，对我来说，孔融让梨，却是个不那么愉快甚至有点愤愤的故事，因为我最小，在小时候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分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实行了孔融之政，同时哥哥们不让回来，那么吃亏总是我。愤愤久了，还多少感到有点不平衡，就分梨要小个的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居然可以千古扬名？当时家喻户晓的古代好人好事还有司马光砸缸，比起来，我总是更佩服司马光一些。
孔融最露脸的事，其实不是让梨，而是争死。那是他十六岁那年，朝廷大兴党狱，清流首领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跑到孔融家，孔融当家的哥哥孔褒不在，孔融毅然收留了张俭，后来事发，孔融和其兄并其母亲都说是自己干的，与别人无涉，“一门争死”，最后官府让孔褒顶了罪。这件事情，说明孔融的孝悌之行货真价实，跟那种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猫腻，甚至做彩衣娱亲之戏的伪君子有凤鸭之别。
可是，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图262），最后却死在不孝的罪名上，而且这个“不孝”，好像还真有根据。说他曾经跟祢衡说过，父之于子，有何情义可言，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跟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