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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从靖康之耻开始-第1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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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宋朝衰落?
    因为宋朝聪明人太多了,思考太多了,于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明了,秀才干不成大事,因为太聪明了,想的问题太多了。而一些莽夫,一些二愣子,不管不顾,最后反而成功了。
    变法也是如此,那些深思熟虑,计划周密的变法,往往是失败了。那些莽撞,冒险,激进的变法,最后往往成功了。
    有人变法,是想好之后,再变法,只是计划往往不如变化,输的概率越大;而有些人只是想了一个大概,只是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实行了,边想边干,一边干一边改,最后成功了。
    正所谓,三思而后行,想了三次就足够了,想第四次就没有必要了。
    这次,赵朴是铁了心要变法,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被逼退位,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脑袋搬家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刻,赵朴已经做好了“革”许多人命的准备;
    这一刻,赵朴已经做好了遗臭万年,骂名千古的准备;
    这一刻,赵朴已经做好了成为千古暴君的准备。
    在谈论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为何会失败时,有人说是雅各宾派杀人太多;而列宁却说,不,是杀人太少了,心慈手软是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列宁执政的时代,几百万人被革命了。因为太残暴了,俄国初期被空前孤立,可是照样是越发强大。
    所谓的残暴会亡国,全是扯淡。实际上,金国入侵,所到之处,尽数搞屠杀,也没见金军灭亡;而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在中国,西亚,欧洲等地搞大屠杀,上亿人死亡,也没有见到灭亡;而欧洲人入侵美洲,上亿的印第安人,遭到种族屠杀,也没有见灭亡,照样是活得好好地。
    反而是,崇祯皇帝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仁心不断,不断的招抚,结果李自成,张献忠等几次投降,几次反叛,最后明朝也没了。
    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残暴而灭亡,只会因为政策不当而灭亡。
    变法是要流血的,扫干净屋子,才能更好的装潢。
    世间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是流敌人的血,就是就自己的血,商鞅被车裂了,死道友不死贫僧,就让那些反对派大量流血吧!



第211章一个人的变法(二)
    此刻是变法的最好时机。
    在过去,金军入侵,宋军虽有抵抗,也只是局部抵抗。北方河东,河北等地,拼杀得流血漂橹,可是在南方,在两淮,在江南,百姓生活依旧该吃吃,该喝喝,士大夫依旧花天酒地,农民依旧交粮纳税。
    可以说,金军是以十分的力道进攻大宋,而宋朝仅仅是用十分之一的力道抵抗。
    而如今,连绵的战火,波及了大宋的一半疆土。金军所到之处,不是烧杀抢劫,就是掠夺为奴仆,农民想要种地而不可能,士大夫想要花天酒地而不可能,此时大宋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时刻,再向后退一步,就是灭国。
    此刻,渐渐由局部抗战,变为全民抗战。
    宋朝开始用十分的力道,还击金军的入侵。而宋朝强大的gDP由闲置无用,渐渐开始转化为军事实力。
    大宋由松散的农耕和闲暇的市民体制,向着战时经济政策转化,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运转,只要减少内耗,减少政策上的失误,靠着庞大的实力,足以轻松的辗压金国,在持久作战之下,足以将金国的国力耗尽,军力耗尽,最后将金军彻底的拖垮。
    然而一切的前提是内部稳定,只有稳定的内部才能打持久战,才能拖垮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
    只是能内部稳定吗?
    赵朴摇了摇头,文官集团是宋朝最大的阻碍,堪比汉唐时代的门阀世族。
    在汉朝时,门阀士族成为固化的阶层,形成庞大的宗族势力,陇西李氏、沛县刘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兰陵萧氏等,利用姻亲、宗族势力,小则是把持一地,大则是把持一国。控制着政治权力,垄断着经济资源,把有限的社会机会,都留给他们的后人,结果选出了太子还不算,又选出了一堆不食人间烟火的太孙。大族政治,世家政治,大行其道,把社会割裂成两部分,大多数底层民众再也没有机会了,甚至说他们都会倒退成大家族的奴仆。结果是地方势力强盛,让宗族势力,超越了国家利益,引来了五花乱华,更是引动了唐末的军阀割据。
    直到宋朝,才彻底将地方宗族势力打压下去,失去了割据一方的条件。
    宋朝实行的文官政治,代替了门阀政治,少掉来军阀割据,为底层上升提供了机会,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文官集团,多数是保守派,想要依靠文官集团变法,几乎是必败无疑。还有文官集团打压武将集团,也必然造成国防虚弱;文官集团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必然难以持久抗战。
    在文官主政的时代,封狼居胥注定是做梦。
    一旦前线的战事,取得了好转,文官们一定会消减武将权利,或者是架空武将权利,变着法子的搞内耗。
    不改革文官集团,想要北伐,想要收复失地,还是做梦吧?
    
    此时是变法的最好时机,金军的入侵,客观上让那些地主士绅大量死亡,或是逃亡,遗留下大量的无主土地
    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当,进行土地改革,重新颁布地契,让一部分无地,或者是少第的农民获得土地,从而获得农民的支持,减少流民数量,获得稳定的后方。在适当的抑制土地兼并,足以打造一个稳定的后方。
    不过,此时也是最为危险的时刻。
    随着金军的南侵,大量的百姓迁移先了南方,这必然会造成用地紧张,若是分配不当,或者是官吏耍猫腻,足以引发动乱;而大量南迁的士大夫和勋贵,必然利用各种手段,强取豪夺当地百姓的土地,鸠占鹊巢,那时南北冲突加剧,各种问题会再度滋生。
    这些问题若是处理不好,南方之地必然是遍地烽火。
    总之,此时此刻,想要无为而治,想要平静当皇帝注定是做梦,只有适时而变,不断进取,才能在灾难中抓住机遇,一举获得成功。
    此刻时间有限,留下准备的时间不多了,行动胜过心动,速度胜过思考。
    此刻,弱受变法,根本没有人才可用,可谓是一个人变法。
    除了他这个皇帝有变法的意图之外,没有人愿意变法。他若是变法,反对派很多,骑墙派很多,而支持者很少。
    不过时间有限,赵朴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培养变法人才,只能是有条件要办,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变法人才,只能是从那些投机者中挑选。投机不要紧,只有有用就行,只要是在掌控中就行。
    此外,变法人才也只能是从那些守旧派中拉拢。将守旧派转化为变法人才。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他是皇帝。
    这是宋朝,而不是明朝。在明朝,皇帝的权力早已经被各个地方势力架空,政令出不了京城。而此时还是宋朝,皇帝的权力还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中央、地方都有极大的掌控力度,想要玩清君侧,想要玩兵变的,没有几个。
    
    而在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拉拢中,张浚总算是成为第一个变法的大臣。
    张浚可能不理解变法,可能才能有限,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只是事到如今,没有好的小弟,只能是这样凑合了,明知不适合,紧要关头,也只能是凑合使用了。
    这时,赵朴有些理解王安石,为何王安石手下的小弟全是奸臣,全是大坏蛋,难道王安石不知道吗?不是王安石不知道,只是没人可选,没人可用,只能是凑合使用。
    这大概就是历来奸党,诞生的根本原因吧!
    张浚只是第一个,接下来,还会有无数个。
    正所谓,名缰利锁,一些士大夫可能不为金钱所诱惑,但是不能不为名声所困。身为士大夫,身为读书人,所谓的气节,所谓的操守,只是引诱帝王关注的面子工程而已。一旦帝王抛出官位为诱饵,士大夫可能为了名声,而舍弃操守、气节。
    在这个君权至上的时代,往往是臣子适应君王,而不是君王适应臣子,为了高官厚禄,为了名垂千古,那些读书人不得不屈服于帝王的淫*威之下。
    张俊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
    赵朴心中松了一口气,幸运的是他是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者兵权,只要是不急躁,不放下致命的错误,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大吧!
    这是一场至上而下的改革,希望成功!
    恍然间,赵朴想到了彼得大帝。
    历史上,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没有人才支持。那时,彼得大帝改革,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改革。他改革时,不依靠如何的大臣,大臣只是利用而已,方便则用;不方便,则是丢弃。他改革时,总是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
    他用野蛮,改造了野蛮的俄国。



第212章一个人的改革(三)
    变法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有人说是国家富强,有人说是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有人说是皇帝权利加强,有人说是中央集权加强,其实这都是表象。变法的第一目的,唯一目的是对外战争胜利。
    变法,总会引动社会动荡,各个阶层关系紧张,腐败问题严重、百姓生活下降等等,各种矛盾激化,纠纷不断。正所谓变法就是动手术,动手术会带来剧痛,区别也仅仅是,有的还没有超过社会忍耐的极限,有的则是超过了社会忍耐的极限。
    历史上,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彼得大帝改革,乃到后世的清朝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十月革命等等,都是给社会带来了阵阵剧痛。
    变法派,或是改革派,不论是人才的数量上,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如守旧派,这注定了变法中贪污问题很严重,也注定了变法中危害百姓的现象很多,龙蛇混杂的改革派好似毒素一般,扩散向整个社会。
    在变法中,首先底层百姓受益很小,没有受益,甚至是利益受损。
    商鞅变法,秦国建立了第一强军,也成了六国最强国,但是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一些利益受损;而王安石变法,国库有了钱,但是百姓没有受益,受害反而很多;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商人从中受益,但是底层的百姓过的更加苦逼;而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农奴依旧存在,底层的百姓还是苦逼至极,生活水平没有改善。
    这是必然的,变法必然是先强军,后富国,然后才是百姓利益。
    为了强军,在某种程度上,要牺牲国家利益,牺牲底层百姓利益;为了强国,也必然要牺牲底层百姓利益。在变法的各个利益阶层,分蛋糕的时刻,底层百姓的利益必然是放在最后一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必走的路。
    而那些先是考虑底层百姓利益,必然陷于各种纠葛,各种道德问题,各种舆论争吵中,有限的精力和财力必然耗尽,最后一事无成。这也是许多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想要变法,就要做好怨声载道的准备,做好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准备。
    一些聪明的变法者,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不越过利益底线,激化矛盾。
    总之,变法如动手术,会带来阵阵剧痛。而验证变法成功与否,不在于财政多了多少钱,不在于建立多少新军,也不在于中央多么集权,也不在于底层百姓生活是否好转,只在于对外战争胜利与否。
    变法,只是填写答卷,合格与否在于对外战争胜败。
    或者,可以说,变法的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就是对外战争胜利。
    商鞅变法成功了,因为击败了宿敌魏国,至于在变法中滋生多少问题,都是选择忽略不计;胡服骑射,也成功了,因为对娄烦、中山等国,战争胜利了,至于赵国百姓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也被忽略了;明治维新也成功了,因为甲午战争胜利了,至于饿死多少人,多少人当了慰安妇,都是选择忽略不计。
    很现实,很残酷,也很真实。
    对外战争胜利了,可以掩饰一切矛盾,再大的错误,此时也是微不足道;对外战争失败了,会暴露太多问题,哪怕是改革再成功,也是失败的。
    一白遮百丑,一战掩百恶。
    有些“黑色变法”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生产力低下,文盲率极高,封建蔽塞的时代,想要发展“绿色变法”,注定是做梦的。
    国家衰亡,必须变法;变法图强,又必须强军;而强军又必须对外一战,胜则是万事好说,败则万事皆休。
    不了解其中关系,仅仅是为了中央集权而变法,仅仅是为了打击对手而变法,仅仅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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