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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装疯的贤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旁边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算了算了，如今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跟他交谈，他快步而去，没能跟他交谈。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正是鲁哀公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会盟，吴国向鲁国索要一百套祭祀用的牲畜。吴国太宰伯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然后吴国才放弃了无礼要求。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相似。”当时，卫君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在外地流亡，诸侯对此多次指责。而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让孔子执掌政事。子路说：“卫君等着让先生执政，先生将从哪里先入手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吗？先生太迂阔了！有什么可正的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由！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可能兴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公平准确；刑罚不能公平准确，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君子办事一定要合乎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必须毫不苟且才行。”
又过了一年，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与齐军在郎地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说：“先生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说：“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孔子办事情有正当的名分，然后才向百姓传播，即使在鬼神面前进行验证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让孔子像我一样去打仗，即使封给他千社，他也不会动心的。”季康子说：“我想召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想召他回来，就不能让小人从中阻碍他，这样才可以。”这时卫国的孔文子想要攻打太叔，向孔子请教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回去后就吩咐备车离开卫国，说：“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呢？”孔文子竭力挽留他。正逢季康子派遗公华、公宾、公林，带着厚礼前来迎接孔子，孔子这才返回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共计十四年才返回鲁国。
鲁哀公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治理政事的重点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忧虑盗贼，孔子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贪欲，那么即使是给予奖赏也不会去偷盗。”然而鲁国最终没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请求做官。
孔子生活的时期，周室衰微，礼乐废坏，《诗》、《书》残缺不全。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重新编次《尚书》，上起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时期，按顺序排列史事，说：“夏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杞国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证实这些制度。殷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宋国没有留下足以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资料。如果文献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很充分地证实这些制度了。”考察了夏殷以来礼制增减的情况后，他说：“从那以后即使经过了一百代，礼制增减的情况也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不外乎文彩和质朴的相互交替。周朝借鉴夏、殷两朝的礼制而确定自己的礼仪制度，真是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制。”所以《尚书》、《礼记》都是出自孔子的编定。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的规律应该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时，要协调五音，接下来节奏必须和谐，声音必须清晰，做到循环紧凑、连续不断，这样整首乐曲才能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订正了诗乐，使《雅》、《颂》都能和原来的曲调相配。”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删去重复的部分，选取可以用于礼仪教化的篇章，上采自殷代的始祖契、周代的始祖后稷，中间述说殷、周两代的盛世，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政治缺失，起始于叙述男女夫妇感情和家庭关系的诗篇，所以说“《关雎》是《风》的首篇，《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清庙》是《颂》的首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配上乐曲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等乐舞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称述，使得王道完备，六艺齐全。
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对《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都详加叙说。他研读《易》的时候，把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说：“再让我多活几年，如果真能这样，我对《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作为教学内容，弟子大约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之类多方面受过孔子教诲但没有登堂入室的弟子也很多。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第三部分：坚忍建大事者 不忌小怨
哀公致悼辞说：“苍天太不公平，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他丢下我一个人在位，孤零零的我伤痛不已。啊，多么悲痛！尼父，我顾不得用礼法约束自己了！”子贡说：“国君大概不能终老于鲁国了吧！先生曾说：‘礼法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产生过失。丧失意志就会昏乱，失去所宜就会产生过失’。生前不能重用他，死后才来悼念他，这不符合礼法。身为诸侯，却自称‘余一人’，这不符合名分。”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虽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内心却十分向往。我读了孔子的书，可以想像得到他的为人。到鲁地去的时候，我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和礼器，儒生们都按时在孔子旧居演习礼仪，我在那里内心由衷敬仰，留恋徘徊不愿离去。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中国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处处高扬坚韧卓绝的品行，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曾打算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未曾动笔便去世了。司马迁很有志气，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自幼便学习刻苦，从二十岁开始出游各地，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积累素材，为写书作准备。后来，他继任太史令，有机会查阅大量皇家图书。从四十二岁起，司马迁开始撰写这部史书。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却因为替李陵辩解，而被夺职入狱。李陵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也是一员骁勇能战的猛将。他因李广利的陷害，仅率五千步兵深入到匈奴领地，与大批匈奴部队力战十余日后，因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获，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之人，投降乃是不得已而为，将来一定会将功折过，报答汉朝的。可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在诋毁李广利，将他处以宫刑。司马迁本想一死，但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和自己的抱负，忍处宫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满腔不平和愤慨，全部倾注于笔端，经过多年不辍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勾践通过忍成就了大事，许多开国之主都是从这条路上走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 、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贤嫉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问题，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谢罪。而对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部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的是，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三心二意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马朱鲔坚守洛阳时，刘秀曾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刘秀）北伐。我知道自己实在有很大的罪过。”刘秀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怎么会诛罚他呢？我面对黄河发誓，决不自食其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报复。此外，刘秀又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之才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寇恂、吴汉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
第三部分：坚忍文武各官 尽出伊门
康熙帝除权臣鳌拜，也是一种坚忍成功的事例。康熙接位时，在四个辅政大臣中，由于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而且与鳌拜不合，结果造成了鳌拜的专权。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于是，出现了“文武各官，尽出伊门”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遍布他的心腹。鳌拜依仗权势，专权横行，经常在少年天子面前“施威震众”，而且多次背着皇帝“出矫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亲信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鳌拜恣意妄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以当年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正白旗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并声称，如果土地不足，“另圈民地补之”，企图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实际上是要重演入关之初的虐政暴行。尽管这一主张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但鳌拜全然不顾，派遣自己的亲信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