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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3）
1941年12月7日，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8日，空袭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盟军的整个南洋地区门户大开。
8日，日军36架空袭启德机场和海军舰艇，英军6架飞机全被击毁，驱逐舰特拉辛号被重创搁浅（后被日军打捞作为101号巡逻舰使用），炮舰莫斯号被炸沉（后被日军打捞作为须磨号炮舰使用），斯科特号、查奈特号仓皇携带少量英军眷属和政要逃往新加坡。入夜，日第二十三军酒井隆部第三十八师团出动三个联队，渡过深圳河，对香港发动猛攻。
香港守军猝不及防。
日军调动早有先兆，但是香港方面错误地认为日军是在进行演习，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攻击，因此准备不足。实际上酒井隆善于用兵，在香港边界进行演习后士兵就地潜伏，空车返回营地。到发动攻击前，日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集中了七千名部队在新界以北的进攻阵地上。
只一天，守军放弃新界，退守醉酒湾防线，陈策指挥下的义勇军在柴湾的西湾炮台奋力抵抗，给日军造成较大杀伤。英军也试图通过破坏桥梁道路阻止日军的南下。
9日，日军进攻醉酒湾防线。因香港方面防卫混乱，关键的城门碉堡阵地居然只有1/4定员的守军防卫，10日凌晨被日军恶二二八联队猝然突破，整条防线失守。11日，英军司令莫庇德下令放弃九龙，退守香港本岛。撤退途中，防守九龙的苏格兰营和义勇军损失惨重。
这中间，12月10日，英军在远东的支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附近被日军飞机炸沉，依靠英军救援香港已经不可能。香港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军队的救援了。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接到日军进攻香港的消息，中国军队第四军和暂编第二军从株洲南下，准备反攻广州，接应香港英军。
但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很快随后下令：第四军停止南进，原地待命。
因为他和白崇禧将军发现，日军在赣北的部队，突然收缩，显然是要对长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英国人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中国人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中国人的利益，这难道不对吗？
喝咖啡看中国人苦战了好几年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咖啡的味道是那样的苦。
事实上，中国方面的决定非常正确。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集结于长沙以北，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一方面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港九及缅甸，一方面试图乘虚夺取长沙，打垮第九战区，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强渡新墙河南进，再度进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中国军队指挥官，人称“老虎仔”的粤军名将薛岳果断中止增援香港的作战计划，实施他早已制订好的“天炉战”计划，将第四军、第三十集团军等决战兵力放在两侧，以第十军坚守长沙，将敌人诱至“炉底”的长沙，两翼伏兵从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猝然出击，将日军包围歼灭。
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骄横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我岳麓山上的重炮群居高临下，一颗颗炮弹向日军倾泻，每一声爆炸都引起中国军队的阵阵欢呼声。
1942年1月4日拂晓，我军形成对日军的三面合围态势，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杀得溃不成军。残余日军最后靠着施放毒气和空军的掩护才得以逃回原来的据点。16日，日军司令部从岳阳撤回武汉，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第四军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中将因缴获日军军旗，积功升任第四军军长。
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尸遍野。参谋长吴逸志命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加上遗尸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
此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因在长沙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尚存，不敢遽尔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是同盟军在全球战场上唯一之亮色。”
但是，中国军队的北上，给香港的防御，却抽去了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也涮了大英帝国一把。
十四
１4…15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黑龙江呼兰的墓地，萧红在日军攻占香港时生重病无法撤离，一个月后于清寒中病逝。端木蕻良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妻子的骨灰埋葬在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迁回故乡，时隔四十余年，而萧红一生，只活了三十一岁。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使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阿南惟几大将不光彩地离开了中国战线，虽然咬牙切齿，但这位日军中的“天才”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洞庭湖畔来复仇了。在密苏里号上日本陆军签字投降之前，参与夺取近卫师团继续战争的，正是这位一贯军礼服笔挺的阿南将军，他时任陆相，不久畏罪自杀。其子现任职日本外务省，倒是一位亲华的外交家。
中国军队的北调，香港的防御就陷入了绝境。14日九龙沦陷以后，酒井隆并没有急于进攻香港，而是两次派人劝降。
港督杨慕琦坚定地拒绝。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4）
大英帝国的狮子老了，但是狮子虽老，在豺狼面前还要尊严的死去。
香港方面尽力组织了抵抗的力量。
英军的作战部署由莫庇德少将统一指挥，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华莱士准将指挥皇家来福枪营、印度旁遮普营，驻守香港仔等阵地，西路军由罗森准将率领加拿大营、印度拉吉普特营，以及苏格兰营残部，驻防筲箕湾等阵地。
中国方面，驻香港的各个机构组成联合办事处，公推陈策为主任，坐镇亚细亚行，组织人力物力，收容义勇军散兵，协助英军作战。其实，陈策对香港的沦陷，早已有所准备。事变前，他已做出一系列安排。他派遣国民党港澳党部常务委员林卓夫前往澳门，在香港失陷后保持港澳部正常运转。香港沦陷后，林卓夫接替陈策的工作，在澳门继续组织抗日活动，1942年11月被日本特务暗杀。部署军统特务陈静涛等潜伏香港，坚持地下活动。陈静涛后组织球王李惠堂等脱离日本占领的香港，返回大陆。安排亲国民党的南洋撤退华侨一千三百余人前往广东，组建“华侨训练班”，其他亲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也随后撤离。同时，命令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所部游击队向香港北部进击，骚扰日军并掩护从香港突围的中英人员——陈策不知道自己的这条命令后来会救了自己的性命。
陈策的部署中没有包括亲共的在港人士的撤离，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示驻港代表廖承志进行营救。这批人士在廖的安排下，通过东江纵队的协助，也顺利撤离香港。这些人虽然数量比陈策撤离的少，质量却很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胡绳、夏衍、胡风、黄药眠、沙千里、高士其、叶浅予、范长江、梁漱溟等。陈策和廖承志分别安排的这次大撤退，国共两党各忙各的，心照不宣，“互不干涉内政”，保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批精英分子，史称“港澳大营救”。
也有未能得到营救的，《生死场》的作者萧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正患肺结核重病，无法撤离，陷落在九龙。日军占领之后医药皆无，失去治疗的萧红身无分文，痛苦万状，一个月后，在战争的恐惧和病患的折磨下离世。这位才女在临终时心有不甘，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18日，日军渡海攻击香港本岛。
日军根据俘虏审讯结果，认定守卫北角等地的印度军拉吉普特营属于“垃圾”部队，因此渡海作战首先在这里展开。18日夜，日军三个联队登陆北角和筲箕湾，只一个回合就把印军打的溃不成军，守卫制高点柏架山的苏格兰营在九龙已经被打残，兵力不足，也被轻易消灭，日军包围劳森准将的两个加拿大营，双方陷入激战。
19日凌晨，按照莫庇德准将的要求，东部司令官华莱士准将调集皇家来福枪营和旁遮普营反击日军，在湾仔和日军激战，但是西路日军进展神速，上午就消灭了加拿大营主力，黄泥涌阵地失守，劳森准将作为二战中第一个率领加拿大军队参战的将领，面对惨败无颜见江东父老，战死阵前，是香港战役盟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劳森准将阵亡后，西部英军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华莱士准将的东路军也陷入苦战。英军决定投入预备队，一场恶战，终于在湾仔挡住了日军的脚步。由此可见，港岛上英军素质参差不齐，加拿大军人虽然勇敢，但没有战斗经验，英籍军人比如皇家来福枪营装备好，可是缺乏战斗决心，至于印度籍部队，那就属于赶鸭子军团了。
日军进攻受挫，但是其后备兵员充分，迅速投入预备队二二九联队附炮兵一部，20日登陆浅水湾，打垮皇家来福枪营，21日，日军占领港岛制高点聂高信山，英军局势转而绝望。
24日，香港蓄水池被炸毁，全城断水断电，日军再次劝降，杨慕琦依然拒绝——这位战前刚刚来继任的香港总督骨头还是比较硬的，所以香港失陷后酒井隆对他残酷虐待，甚至在他面前虐杀英军战俘为戏。战后，杨慕琦痛恨此獠，坚决要求中国政府严惩酒井，中国对日战争法庭判处酒井隆死刑，在南京枪决。
25日，日军先锋已经到达总督府前的花园道，莫庇德少将通知杨慕琦，他的部队已经弹尽力竭，无力抵抗了。杨慕琦决定投降。
弹丸的香港抵抗了日军三个师团的进攻达十八天，已经可以算是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五十七师坚守常德之战惊动了罗斯福，也不过守了十八天。
杨慕琦给在亚细亚行坐阵的陈策通电，说明自己准备投降。
陈策回电：“我是中国人，决不会向日本鬼投降！本人决计突围，贵方如有人愿意相从，请即到亚细亚行来！”
杨慕琦深受感动，他周围的高级军官多要求随同陈策突围，杨指示他们前去亚细亚行，通知将英军尚掌握的五艘鱼雷艇和一艘炮艇交给陈策使用。杨慕琦和莫庇德将军本人拒绝突围，按照大英帝国的传统，他们作为总督和驻军总司令，要主持投降仪式，“体面地”交出这块殖民地。
大英帝国，以海军、殖民地和传统纵横四海。此时，海军已经看不到了，殖民地要交出去了，大英帝国留下的，只有传统。
固执，然而，也有些令人钦佩，就像1997香港回归仪式上的彭定康，“肥彭”抹去的泪水中，可也有一丝真情？
无论如何，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五艘鱼雷艇都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中国派遣舰队第二鱼雷艇中队，原来共计八艘，都是由Thorncroft公司制造的CMB海岸鱼雷快艇，编号为7、8、9、10、11、12、26和27号。其中的26号和27号都是战前中国向英国订购的，1938年，这一批中国订购的鱼雷艇到达香港，因为水路已经不通，只好在香港暂留。香港政府趁火打劫，强买其中两艘，编为26、27号，另有两艘不慎损坏，结果中国只收到四艘，通过陆路运输交给海军使用，编为颜皋卿中队。这一级鱼雷艇中国曾经购买过三批，另外两批编为文天祥中队和史可法中队，曾在上海扬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