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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午后8时，混成第四旅团占领新民，部队继续向西开进。
27日晨，以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搭乘装甲列车为前部，混成第四旅团乘四列军列随后出发，计划午后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从奉天向锦州进发。
27日晨9时左右，与从锦州方面开来的中国装甲列车部队遭遇，双方爆发战斗。双方都用装甲列车上装载的火炮向对方猛烈开火。中国军队最终后退攻击锦州的行动暂时中止。
而《朝日新闻》，随关东军南下的随军记者长谷川也在27日用特急专电的方式对这次战斗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26日夜，在天津中日两军交战的消息传来，关东军司令部紧急编成装甲列车部队，二十七日晨，沿北宁线进发攻击锦州。5时33分，装甲列车从奉天出发，7时30分渡某河，8时与正肃清张学良公安队的我方斥候部队汇合，继续前进。（译者注：以上均为日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
皇军以装甲列车开道，沿北宁线精神抖擞地向锦州前进。
27日上午10时，在北宁线白旗堡车站，皇军与敌人装甲列车发生战斗，战斗中敌人的装甲列车后退，追击的皇军在大虎山东侧与中国援军一六四团（译者注：当时中国军队前线并无一六四团，疑为东北军第十二旅六三四团或第十九旅六五四团）发生激战。
在大虎山以东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
中国军队控制大虎山车站。
日本军与中国军进行了罕见的装甲列车对战，尽管击退了敌人，但是在关东军的撤退命令下，退出大虎山，撤回巨流河、新民、白旗堡一带。
尽管日军描述中仿佛打退了中国军队在装甲列车掩护下的反击，但此后日军迟迟不动，始终与东北军对峙于大虎山一线。12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了攻占锦州，向陆军省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和增配重炮、山炮的要求。
2－２苏制装甲列车
装甲列车，是一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注意的武器，它依靠铁道进行机动，由多节装备大炮，机枪和装甲的车厢组成。由于它既有强大的火力与机动性防御性，又可以运载足够的步兵，在坦克发展成熟之前，装甲列车堪称陆地战争中最有威力的武器。装甲列车在苏波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大显身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日、波等国也都装备有成建制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战争中起到一定作用。然而，与海上遭到淘汰的战列舰相似，随着航空兵力的发展，装甲列车也成为现代陆地战争中的恐龙，逐渐蜕变为对铁道和要塞进行保护的装甲炮台，并渐渐从各国军队中消失。在东方战场上，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更是罕见。大概，这就是日方将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写入战争史的原因吧。
然而，当我根据日方纪录查找当时战斗的记录时，却发现当时中国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并非仅此一次。在锦州陷落前，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对日作战中十分活跃，曾起到相当重大的作用。
而通过对战斗细节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双方使用的装甲列车，各是怎样的来源，拥有怎样的装备。
二
2－３在和东北军马占山部作战中，被马部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可以看到它的机车颇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九一八事变后的战斗中，日军与东北军装甲列车相比战斗力实际上略逊一筹。
对于11月27日发生的这次战斗，中方也有纪录，阻击日军南下的中方部队主力，并非东北军正规军，而是项青山、耿纪周、王显臣所部义勇军，主力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项青山部。
在《九一八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辑）中，东北军装甲列车参战的过程如下：
11月27日上午９时许，日军混成第四旅团先头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的配合下，开抵新民境内的青岗子附近，当即遭到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抗日义勇军的阻击，被击毙多人。时有东北军的一辆装甲车滞留在白旗堡（今大红旗）附近，经义勇军动员，装甲车的爱国士兵也参加了阻击敌人的战斗。义勇军以装甲车做掩护奋力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战斗从上午９时一直打到下午３时，义勇军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撤出，日军始进入绕阳河车站。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2）
另一个接近的说法是当日清晨，日军一列铁甲列车突然行驶至白旗堡南方的饶阳河车站，并令停在该站的东北军“中山号”铁甲列车撤出车站，给日军铁甲列车让路。“中山号”未予理睬。日军铁甲列车随即向“中山号”开炮射击，“中山号”即开炮还击，以76毫米野炮击中日军铁甲列车，日军大尉指挥官板仓至被击毙。不久，日军另两辆铁甲列车开来增援，“中山号”后退到大虎山车站。日本国际情报社出的《满洲？上海大事变画史》第18页中间记载，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于（11月）27日晨9点半左右经过白旗堡向饶阳河驿前进途中，在前方500米远出现8辆（指8节吧）中国的装甲列车。中方先开炮，日军任代理大队长的板仓大尉战死，日军还召来飞行队助战，激战约两小时后中方列车向打虎山方向撤离，沿途破坏线路和桥梁，日军列车则追至饶阳河驿。
这次战斗之后，1931年12月23日，日军再次进攻锦州的时候，从营口方向沿沟营线进军的日军第二师团，曾再次与东北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发生连续的战斗，日军依靠飞机逼退中国装甲列车。这次战斗，东北军参加作战的铁甲列车部队，在记录中称之为“东北军十九旅护路队刘汉山铁甲车队”。
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这列装甲列车，是否和在饶阳河击毙板仓大尉的为同一列车？如果不是，东北军在锦州前线到底有几列装甲列车在活动。
第二个，日军也有装甲列车，但明显这两次战斗中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第一次战斗中，日军吃了亏而且被迫中止前进（日方也有说是当时日本为了给美英调停面子暂停，但是其在其他战线的进攻从无中止，所以这种说法不甚可信）。第二次战斗中，日军明显没有信心与中国进行装甲列车的对战，而动用预先准备好的野战炮兵与飞机助战，才将中国铁甲列车击退。日本当时已经是工业国家，远比中国科技先进，为何中国的铁甲列车会略胜一筹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在锦州前线，中国方面至少有三列装甲列车，而在饶阳河参战的“中山号”铁甲列车，与在田庄台地抗日军的并不是同一列。
之所以判断饶阳河与田庄台作战的装甲列车不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根据记载，刘汉山铁甲列车是奉命配属第十九旅行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沟营线。而饶阳河与白旗堡都属于北宁线，11月23日之战时，在这里组织防御的东北军部队并不是第十九旅，而是第二十旅。
第二，28日，在沟营线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再次与日军在盘山交火，地点在大洼南4公里处。根据张学良31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此战十分凶险，东北军的这列装甲列车负伤且被切断后路，险些被俘。当时的记录显示，这列装甲列车共有4节（辆）。然而，根据日军记录，在饶阳河与日军交手的列车，却有8节（辆），似有不同。
第三，28日，沟营线东北军装甲列车与日军交火。而同时，日军沿北宁线第二次攻击饶阳河的时候，中国方面“装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炸断车站东段铁桥，阻敌前进。由此可见，这几天中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在北宁线和沟营线各有战斗，看来似乎是分属不同列车。
根据金先所写的《锦州失陷经过》，有北宁线战斗紧急的时候，“东北军荣臻参谋长乃抽调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方。这个“沈瑞礼铁甲车一中队”，据考是一列8节装甲列车，所以推测它可能就是11月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那列车。12月，第二十旅移防南下，它有可能是随二十旅一齐撤退到二线的。
不过，锦州前线应该还有第三列装甲列车，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也许就是这第三列装甲列车。
这是因为，东北军在锦州丢掉了一列装甲列车。同样在金先的文中，他提到1932年1月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因为被日军轰炸，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而被俘。这列装甲列车被俘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也曾报道。
然而，在金先文中，提到东北军撤退时，“原驻沟帮子及前方之铁甲车队，均于31日晚及1日先后过滦州”。由此可见，在撤退入关的东北军中，当时至少还有两列铁甲列车。
这样，可以推断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装甲列车，至少有三列。
那么，为何这几次战斗日军的装甲列车都没有讨到便宜呢？——确切地说，日军也曾经出动骑兵和炮兵攻击，同样没有讨到便宜，中国的装甲列车最后是败于日军飞机之手。
这就要从两军装甲列车的不同来源来说了，简单地说，要在动物界，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属于“公狮子”，而关东军的装甲列车，属于“母狮子”。
何解？
外一篇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布防
写到中日装甲列车在锦州前线的战斗，为了清晰地再现此战的原貌，有必要对当时的敌我态势，特别是东北军的布防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并未能迅速控制整个东三省。东北三个省中，马占山以代省主席、黑省警备司令名义督黑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部控制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吉林驻军8个旅中，赵毅二十二旅、李杜二十四旅、张作舟二十五旅、邢占清二十六旅、丁超二十九旅，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冯占海皆起兵抗日，不肯附逆。东北江防舰队组织炮队参战。即便日军控制最严的辽宁省，也仅有中部地区沦陷，54个县中，东边道通化等23县在动摇不定的于芷山控制之下（于芷山降日后，唐聚伍据此地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十余万，曾收复东边道21个县），西部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14县则与关内联成一体，在张学良的直接控制之下。辽北的彰武、法库等地也在东北军手中。而各地义军蜂起，连日本长期经营的“关东州”大连，当时都有赵国文、秋世显等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积极活动。附逆伪军稍有风吹草动即反戈相向，东北地区日军的统治极不稳定，形势尚大有可为。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3）
而此时关内国民党政府中，亦并非完全消极，不乏力主支持张学良抗战者。9月21日，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张，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26日，陆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通电各军长官，要求各路部队誓率所部“武装同志”作外交之后盾。
要是不看历史文献，真想不出陈诚还有这样血气的一面。
对张学良来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力主的“通过国联交涉”方针，似乎也颇有进展，国际联盟列强大多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态度似有软化。10月初，日本公使芳泽在国联发言，有相机归还奉天，将沈阳警务给中国，除两处步哨外撤军等说法。10月22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并在11月16日前撤完。11月1日，国民政府甚至指派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刘哲为东北接收专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的东北行政。这种表面的“进展”，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根本就不予信任，认为第一，国联的决议没有实施能力；第二，日本军部的强硬早已不是日本文官政府所能控制。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证实。10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战果，仅战利品就达到8，000万元，炮235门，枪17万支，日本举国欢腾，天皇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形势根本已经不具备日本撤军的可能。
然而，在这种昙花一现的好转情况下，张学良一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振作。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10月初，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率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西地区，原有驻扎义县的张廷枢第十二旅、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和刘翰东的炮兵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