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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改写，金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个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中国的史卷中。正是由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和了，造成南宋的命脉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恨了它一个半世纪，在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之时，重蹈辽朝腹背受敌而终至灭亡的覆辙。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军虽大败于金，宋军也大败于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的萎琐相。及至残辽西迁，宋又暗中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说到底，“靖康耻”是它自己不讲理、投机取巧引来的祸端，怪不得别人。后蒙古人伐金，又来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训。金亡之后，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后继，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议和与“拼死一战”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赶尽杀绝来得凶残。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共”，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从一般民意方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症；三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著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著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乾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后的客观评论，如果放在当时，则属于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抗战前景极为悲观，也就是“不能打，也不应该打”。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国民党高层有一个被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的沙龙，汪精卫当然是这个“俱乐部”的灵魂。但“不能打”还不是动机，只是一种认识和判断。毕竟这个“低调俱乐部”的人并非个个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适），毕竟“不能打”后面还有一个“却不能不打”。我认为，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一类。根据其人的经历、性格、地位、信仰，及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毋宁取其所言，动机中包含有救国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一九三五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陈公博回忆，汪始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汪更加认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至于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么爱国？说得好，对敌妥协不言爱国，败军之将不言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上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说到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再崇高的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好心办坏事”开脱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断，都只是推断而已。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键要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汪精卫，主要应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文论都做过分析，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成立傀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饰了日本侵略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资资源；让日本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些指控都没错。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与敌议和。抗战的最后胜利，推翻了汪氏付出这些代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洲国”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抗战不能取胜，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如释重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种明智的抉择。既要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和软弱。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说是通敌和叛卖。正如历史选择了蒋介石作为抗战的领袖，能够担当议和重任的人选，遍观当时之中国，也非汪氏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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