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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这三个朝代。所谓“好”，是从国力的强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荣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宋、明两代的经济和文化还算不错，但只能列为次一等的朝代——宋代国力甚弱，无力对抗外国入侵，这样也就难保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明代国力虽远胜於宋，却是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时代，加之朝政不稳，刑律苛严，宦官弄权，特务横行，致使内忧外患永无休止。至於其他历代，就更谈不上了。如元代，国力强盛，但它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实行武力统治与搜刮政策，实行种族等级制度，民生苦不堪言，只能算最坏的朝代之一。
说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是好朝代，当然也是相对的。汉代初起有吕后专权，中有王莽篡政，後又有宦官外戚之祸更迭不已，终於导致汉末的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流寇四起，豪强割据，征战不休。唐代则有武后篡权，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之乱，而且後来也重蹈宦官之祸的覆辙。然而，汉唐毕竟是汉唐。前汉有“文景之治”三十九年；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其後昭、宣二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凡三十七年。後汉有光武帝“中兴”的二十年；有“明章之治”三十一年。唐代则有太宗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有维系国运不衰的武则天时代四十年；有“开元之治”三十年。这几十年几十年的加起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虽然严格地说，这些盛世也不尽是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幸福，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好大喜功，又如武则天的重用酷吏、实行严法，再如唐玄宗的耽於逸乐、喜谀恶直而终酿成安禄山之乱。但人们至今仍把它们称道。正是因为它们，才使我们在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不至於只看到一片暗淡，不至於只留下一派沮丧。
有清一代，共出了十二位皇帝，他们是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入主中原後依年号相称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总的说来，都还不太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是大清帝国的创始人，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和统一关外各部落、汗国，建立一个足以与大明帝国抗衡并终於征服了整个中国、统治其达两百多年的王朝，他们的雄才大略和功业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可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达六十一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的孙子，文治武功的乾隆不敢超越祖父，做了六十年皇帝之後让位於儿子嘉庆，自己又快快活活做了四年的太上皇。加上承上启下的雍正十三年，“康雍乾盛世”前後达一百三十馀年，一举超过汉唐。
有清一代并无暴君昏君
清朝自嘉庆始由盛极而衰，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至道光时愈演愈烈，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运一蹶不振。咸丰更是忙於割地赔款，英法联军甚至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有太平天国打下几乎半壁江山，直至同治三年方才平定。嘉庆、道光和咸丰真是三个倒楣的皇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难卸其咎。当然，其中缘由太多也太复杂，还包括盛极一时的乾隆朝埋下的祸端。就他们个人而言，仍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惟内忧外患无力回天，只得勉力支撑而已。嘉庆为人忠厚仁恕，性情宽和，生活比较严肃，而作事软懦，缺乏魄力。道光生活也很简□，但心胸狭窄，众说纷纭的时候往往就没了主意。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就是决心革除积弊、振兴民族的明证。
清朝的最後三个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幼即位，而从未真正亲自掌握过国家大权。同治五岁当皇帝，光绪四岁当皇帝，宣统三岁当皇帝。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权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中。一个皇帝比一个皇帝小，似乎预示著清王朝一蟹不如一蟹的穷途末路。不过小皇帝并不必然是坏皇帝，亦并不一定要面临著穷途末路。康熙即位时年方八岁，也是个小皇帝。他的父亲福临，当皇帝时也才六岁，整个中国都是在他的朝中打下来的。拿同治来说，居然还有过一段“中兴”，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甘肃、新疆的回乱，使得中国的版图不至於在这个王朝彻底崩溃前瓦解成碎片。光绪内外交困，还试图有所作为，拖著病弱的身体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变法维新，挽救王朝的命运，只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进行镇压才未能成功。
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像清王朝一样，前前後後不出一个荒淫无道、暴戾昏庸、滥杀功臣、奢靡浪费的皇帝，不出一个坏得令人切齿痛恨的暴君、昏君。仅此而言，清代的地位就完全可以排在汉、唐之上。
时代造成清王朝的悲剧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後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复”也好，一直处於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後於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被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单举领土的丧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一八八六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後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後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龙。其馀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啦。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的全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当然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它已经征服的蒙古，及後来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我们知道，元朝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那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炫耀的亡国时代。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後位居世界第三。
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象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象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中华民族跃升世界最大族群
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馀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馀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後，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於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清王朝也是“外来政权”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於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象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後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於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麽入关？凭什麽占领和统治中国这麽多年？凭什麽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於清朝的评价渐渐趋於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著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