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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可能有更早的汉奸群，如日本人，是春秋至西汉时从中国江苏一带移民过去的。或者不妨这样说，日本人就是汉奸的后裔。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凡华侨都有汉奸嫌疑，包括爱国华侨。“爱国华侨”本是个可笑的词。你爱国，怎么去当华侨；既当华侨，复有何颜面奢谈爱国？华侨可以爱国，那日本人也就可以“爱国”（中国）了，跟咱们“提携亲善”了，“同文同种”了，“共存共荣”了。又比方爱国华侨陈嘉庚，—哟，连他都要成……汉奸啦？咱不说了，这事儿你看著办吧。
我们也许应该想一个轻松点的问题：二十世纪谁不是汉奸？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于河溪屯子
假如阿Ｑ还活着
Ａ。
阿Ｑ糊里糊涂被人从土谷祠里捉去枪毙了，使我们这些当惯了看客的中国人老大不舒服。总觉得以他的名气，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不该这么英年早逝。近翻鲁迅全集，见《〈阿Ｑ正传〉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编辑催稿之苦，才故意让阿Ｑ“渐渐向死路上走”。“我那时虽然并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说，“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可见文人草菅人命起来，理由是不需很充分的。
假如当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高一些，有地方好好静坐想一下，或许鲁迅会抽身走一趟未庄，通知阿Ｑ连夜逃脱赵秀才的构陷。那时户籍制度不严，不象如今公安国安人员遍布，南下北上装都不用化。稍稍潜伏十天半个月的再回去转悠，乃至跑到县里举人老爷的家门口闲逛，人家也一定早忘了他的犯科行径，不当回事了。运气好遇上别的什么嫌犯绑赴法场顶罪问斩，如名声差得甚远的小Ｄ、王胡之辈，他还能同吴妈一样，挤在人群中张开嘴巴看。再去酒肆茶楼的柜台旁，跟人手舞足蹈地比划一向：“好快刀”。
Ｂ。
不几年北伐开始，阿Ｑ强烈的革命诉求，也就有了付诸实现的机会。白盔白甲虽穿不上，真刀真枪却少不了。要是用他那浙江口音，跟北伐军蒋总司令认上同乡乃至本家，兴许真能晋个一官半职，回未庄向乡亲们炫耀。不过假洋鬼子与赵秀才可是早化了四块洋钱，在大襟上挂过银桃子了，没他俩的绍介，革命党也还是有些难投的。倒不如跟湖南一样自行组织农会，打一捆梭标板刀，去赵钱二家先分了浮财再说。这也与他心目中的革命较为接近——“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等等。
接着“清党”、“清乡”，共产党在邻省江西闹暴动。到这步田地，阿Ｑ无疑是只得去“投一投”了。假如他不死，——这本是咱们立论的前提，——历经井冈山、长征、延安……下来，如今的官位应不下前一阵子死于任上的□□□□□□□。他两个都不善识文断字，都习惯出口“妈妈的”，都主张动不动便将对手“嚓”地杀头，就是说都很有革命的坚定性。若论起开荒垦地、搞大生产一类的活儿来，□□只怕远不是他的对手。阿Ｑ住土谷祠的时候，“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样样是好把式。一个老头曾颂扬说：“阿Ｑ真能做！”唯一的遗憾是批阅文件的圈儿画得不圆。不过不打紧：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Ｃ。
如果那天晚上得到捉他的通报，竟至远走他乡呢？“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没有死守一地的道理。当初他只是想和吴妈睡觉闹出风波，到处找不到工打，便改向城里发展，果然混一个“满把是铜的和银的”回来。知道自己被告成死罪，还不赶紧溜之大吉？因为“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而赵姓原籍“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应是“陇西天水人也”。所以他极有可能和必要借此机会回西部老家“黄土高坡”去寻根，以证实“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西部却不及江南小镇妩媚富庶。阿Ｑ到了彼地（我们且设它叫“未寨”），又难免与人夸耀起未庄打工时的“先前阔”来。加之他“真能做”、“见识高”，又有“精神胜利法”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领些人改造一片“狼窝掌”想必没问题。就这样也能去京城做成大官，如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再蒙出一句“农业学未寨”的语录，别说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一群鸟男女”吓成一摊，连江青一类的朝廷显贵也得趋之若鹜。鲁迅做传时遇着的第一个难题——“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便也迎刃而解：当然是“阿贵”呐！
Ｄ。
当然他也可以既不去江西，也不去陇西，只捱过一段日子再返未庄，如前所推论的，风声一过，顶多被地保敲去几百文酒钱即相安无事。他依旧替人打短工，凭力气吃饭，余钱赌个精光，在街口遭人嘲弄欺侮，挨几扇耳光，仍歇在土谷祠里，并且仍孑然一身。如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一九四九年得解放”。共产党来了，他又有机会抖起来：作为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阿Ｑ一举当选为贫协主席。
“老Ｑ，”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我手持钢鞭……”阿Ｑ打算昂首而过。
“Ｑ老。”
“得，锵，锵令锵，锵！……”
“Ｑ主席！”秀才软声一喊。
阿Ｑ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的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共产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Ｑ说着自去了。
于是工作组及阿Ｑ带人到了赵家及钱家，“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这可比偷偷摸摸跟着到举人老爷家打劫痛快多了。赵太爷吃斗不过吊了颈；赵秀才连同老婆、孩子被监督劳动改造；地保到县里大牢服了五年刑；假洋鬼子算他走运逃到国外去了，——不然一定打成汉奸、特务。
Ｅ。
吴妈也肯跟阿Ｑ困觉了。岂止肯，简直还求之不得。要不要她？要她还是要邹七嫂的女儿？其实吴妈还是不错的，只“可惜脚太大”。如今一解放，脚大正说明站得稳阶级立场。便是赵司晨的妹子，虽然“真丑”，日后从城里念完高中回来，亦不妨考虑考虑如何对她进行“再教育”。
最早勾起阿Ｑ关于“女……”的遐想的小尼姑，文革中由他作主嫁给了小Ｄ——或者就是王胡罢。本来他可以自己要的，然而“和尚动得”的，又“一定想引诱野男人”，还用带哭的声音骂过“断子绝孙的阿Ｑ！”不能便宜了她。老尼姑自然也要嫁给管祠的老头。不然静修庵当成四旧砸了之后，她又住到哪里去？
说到文革，阿Ｑ“思想也迸跳起来了”：“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皮带扎腰的红卫兵，都拿着语录，传单，绳索，封条，浆糊桶，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他不再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早改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外观上也略有变化，如头上那顶从地保手里赎回的旧毡帽，即换成旧军帽，很有些时代气息了。只是军帽下面的癞疤依旧，于是仍然不许说“赖”，不许说“光”，说“亮”，说“灯”，说“烛”，说“太阳”……等等。
Ｆ。
象以往一样，最先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带进未庄的又是阿Ｑ。
“嚯，阿Ｑ，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深圳去了！”
只见他上下一套西装，虽说皱巴，毕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洋烟来，立刻使人们对他有了新敬畏。接着纷纷传说，邹七嫂的女儿抢先在他那儿买了一条牛仔裤，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二十块。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司晨的母亲，待考，——也买了一块孩子戴的电子表。于是街头巷尾总有人追上叫住他问：
“阿Ｑ，你还有牛仔裤么？没有？收录机也要的，有罢？”
只几趟的工夫，土谷祠就变了大模样：门口停一辆雅马哈，门内供着东芝冰箱乐声彩电；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早拆了，摆上软呼呼的欧化席梦思。
变化最大的要属静修庵，里里外外修缮一新，并请来绍兴城里最有名的工匠（现称民间艺术家）重塑金身佛像。鲁迅一个最近的本家，叫周什么的老先生，还指甲长长地为庵子题了匾额。这一切开销，不用说都归阿Ｑ独家赞助。不过条件是，从此静修庵所有门票收入得由阿Ｑ与重皈佛门的老尼姑两人分成。小尼姑则涂了口红，蹬一双高跟鞋，在港台流行歌带的节奏中扭着腰肢，领游客参观“阿Ｑ翻过的墙”、“阿Ｑ偷萝卜地”、“阿Ｑ躲狗的树”、“阿Ｑ砸过的门”及“阿Ｑ捏小尼姑脸蛋处”等文化旧址。
Ｇ。
料想不到的事仍时有发生。比方赵白眼，不仅解除了管教，还以“中国最末一位秀才”的名份当上省政协常委。人前人后，讲话亦带些官腔了，三两句便要说起辛亥年间他跟阿Ｑ一起革命的故事，并埋首著述回忆录。而假洋鬼子，也从海外回国考察投资环境，同“未庄实业发展总公司”的董事长阿Ｑ钻进星级酒店洽谈生意。手中捏的那根哭丧棒，早换成一只意大利真皮公文包，打开尽是与省长、书记、港督握手的照片：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鹏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
“OK！”阿Ｑ仰脖子干了一盅人头马，竟用洋文接过话来。
这回轮到假洋鬼子一楞。才知道一向对崇洋十分蔑视的阿Ｑ，近几年也越学越洋派，时常为鲁迅替自己取的洋名洋洋自得，在全国都可说是领潮流之先。有一阵子印名片连“阿”也不要，干脆印成“ＲＱ”，更是味道十足。但赵秀才以为，那样未免太全盘西化，还是“阿”一下子具有中国特色。
同样名字带洋味儿的小Ｄ，步阿Ｑ后尘跑过几回沿海特区，犹不过瘾，弄一笔钱去日本进了语言学校。鲁迅预言他“大起来和阿Ｑ一样”，不意倒是有些和假洋鬼子一样了。
Ｈ。
也许阿Ｑ并不象我们愿望的那么发达和先进。他仍是穷，挤在百万盲流中的到处找工打，蹲在拥塞的车站过道里脱下破夹袄捉虱子；饿得想不通时，仍不免做些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的营生；他仍然跟王胡或小Ｄ打架（只是没辫子可揪了），仍然隔了一层裤捏女人的大腿，仍然醉醺醺把钱输个精光……
阿Ｑ是不甘寂寞的，街上示威游行时他会跟着乐不可支，见到烧车抢店一边心里“抨抨跳”一边抱怨“怎么不叫我”，事后却又痛恨：“——好，你民主！民主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去杀头，——嚓！”结果是他自己被抓去绑赴刑场。
然而阿Ｑ一定还活着。因为世界忽然间变得丰富了，不断地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干。他可以当官，也可以做打工仔；可以当作家教授，也可以干个体户；可以小本经营，也可以大笔买卖；可以留在未庄，也可以去繁华都市，甚至偷渡到海外的唐人街；可以高唱“我一无所有”，也可以大骂一声“他妈的纽约！”
作为看客，中国人总是有幸大饱眼福的。
废话的力量
除了哑巴，人都要说话。要表达意愿，交流思想，讲道理，聊闲天，要陈述科学定理，要呀呀学语，背书念咒，要谈情说爱，造谣传谣，吹牛拍马，吟哦唱诵，自言自语。一张嘴巴两片皮，每天都忙得很。然而绝大多数说的是废话。 譬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是一句典型的废话。这还用说吗？过去的当然只能让它过去，能揪住不放就不能叫“过去的”了。又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那叫做生意，虽然革命到头来终不免一窝蜂都去做生意。再如，“民主比专制好”。民主不比专制好，干嘛专制者都说自己一贯最主张民主？ 只要留神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废话是如此多地充斥着我们的口语文章，简直到了无处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用录音机随便录一天再放出来听听，日常生活中，街头邂逅的搭讪，亲戚熟人的寒喧，朋友同事的闲侃，温存的细语，如雷的咆哮，虚假的客套，口角，互嘲，对骂……有几句不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