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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主编:张连红-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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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2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朥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1)   
赵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现年78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20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朥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朥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年3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50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朥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200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15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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