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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2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朥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1）
赵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现年78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20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朥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朥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年3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50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朥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200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15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