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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马人所拥有的香蕉钞票，数目相当庞大，虽然该会尚未作出正确估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亿算计，而其中一名登记者就拥有76万元的香蕉钱。
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今日在一项记者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通过电话向他报名者有210人，而登记者则有50多名，这些人是来自大马各地，甚至有者远自沙巴。
孙氏说，该筹委会将于今年8月派遣代表前往日本，将一切军用票索偿资料及名单，提呈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主席高本健一，以进一步商讨向日本政府提出索偿问题。
登记月底结束
他表示，军用票持有人登记运动将在5月1日结束，那些想参与索偿运动的军票持有者不应再犹豫，尽快向他报名。
他也非议吉隆坡国际邮币公司董事经理陈康伟日前表示要用香蕉钱（军用票）换回现钱是不可能的言论，并指责陈氏的谈话是不负责任的。
日政府须负责
受害者家属许鸿池出示其父留下的11700元军用票，右为受害者家属筹委会主席孙建成。
他说，日军统治时期印制的钞票是人民花了很多血汗赚来的，但蝗军后来一走了之，就说这些钞票不能使用，这对那些辛苦地以劳力换取钱财的人民是不公平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负责，负起赔偿的责任。
他说，虽然当年的日本蝗军政府已倒台，但国家还在，就应该负责任。
他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南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印尼、香港及缅甸等地所发行的军用票者没印上“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而惟独新马一带所发行的军用票却印有这些字眼，因此他认为用这些军用票换回现钱是理直气壮的。“日本可以赔给英国及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可以？”
他表示曾经针对此事致函联合国，却石沉大海，在日本东京，他也跟联合国人权律师团主席嘉莲派克商量过起诉日本政府，除非有关方面肯赔偿，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吴溢兴也来信建议他多进行活动，以引起日本政府重视这件事。
受害者分五种
他表示，在日治时期，受蝗军肆虐残害的受害者可分五种：（1） 被残杀，（2） 被逼到泰缅建死亡铁路，（3） 慰安妇，（4） 奉纳金，（5） 军用票持有人。
他说，他本身就有九个亲人是被日军杀害的。
他指出，在1985年开始进行有关活动，到了1993年才成立有关筹委会，目前该筹委会正在申请注册中。副主席是姚观生，秘书杨潘照，财政林俊田。
他呼吁全马各地军用票持有者尽速向他联络，其地址是345，Bukit Tembusu，72600，Kuala Pilah，Negeri Sembilan，电话：06813079。
（参见本节案例195）
后 记
这部历史资料能编汇成书，经历了不少岁月与人事。
1992年，我自东京归国，回到新加坡。留日前辈蔡史君介绍专门研究新马二战课题的高岛伸欣教授给我相识，以协助义务通译工作。
十年前，高岛先生还是筑波中学的社会科老师。他从1979年开始，每年数趟赴新马，搜集资料，实地访问在日军屠杀中的幸存者，发掘村民所立纪念碑、慰安场所和细菌战基地等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在本地身体力行，活动了13年，成绩斐然，对马来西亚地理环境之熟悉，真令我这个本地人汗颜。
高岛先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论文。1982年，日本续发教科书事件、虚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先生开始在日本媒体登广告，召集有心了解真相人士，组团到新马，一探受害者及被屠杀者墓冢。另外，也在新马物色受害者，派去日本，在几个民办组织的听证会上，发表受害证言。
孙建成
1995年，美国西部“世界抗日战争联合大会”举行国际会议，朋友推荐我出席。不过，当时有事务缠身，不便远行，于是转询高岛，希望能找一位不尚空谈、有实际业绩人士，代表新马前去美国西部开会。先生几乎没考虑，便推举瓜拉庇劳孙建成先生。他并不因孙氏没有学识而无视他的成就，他肯定了孙所领导的草根组织。
于是约孙建成在柔佛新山巴士总站见面。我首次见他的印象还很清晰，他一边提着纸箱，一边是个破纸袋，摇摇晃晃步下车。他问我是否熟悉车站附近的小酒店价格，他只能住马币30元以下的简易旅社。我带他去见当时还在《中国报》任职的黄建成，寒暄过后，他把纸箱打开，里面都是二战时期的旧报，有剪下的，有复印的，他把一半赠给黄，留一半给了我。
我将资料带回来整理，发现一些受害者家属填写的表格，于是电询孙氏。他把所组织的“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简称“蒙协”）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他们在1992年筹备，1993年成立，目的是要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经媒体公布会员条件后，全马响应者陆续发来邮件。在他不断上报呼吁、各方奔走之下，到了1994年，已有超过400份名单记录在案。
孙氏稚年时，全家九口被日军屠杀，只剩下他一个孤儿，几乎没受过教育，靠当霸王车司机糊口。不过，一生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他立场坚定，半点不妥协。他说：“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杀光了，谁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杀人偿命，日本政府应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赔偿！”他一介草莽英雄，到处申怨诉赔，也到处碰壁，了解他的人不多，还有人当他是疯子。
孙氏启程前往洛杉矶开会前，笔者把整理妥当的资料携至瓜拉庇劳，那个偏僻之地，宁静、优雅的山城，真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军无孔不入。孙氏见我把资料安排妥贴交他带去开会，很满意地让我上他家，看他匮集的各类杂乱无章的剪报，我只选择带回索赔会员的全体名单和表格。实话实说，我当时并无把握能编集成书，但有预感，假若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约在1997年、1998年间，我把整理出来的资料装入八盒的DATA BANK文件盒里，每盒80夹，总计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历，向一位任职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国友人查问，单打字费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费一万元新币以上。我听后自知无能为力，便暂时搁下。不久，我将此事告知高岛，他稍事犹疑后亦摇头。我心里很矛盾，希望他摇头，他若点头，我反难过。我们新马人的受害者资料为何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手出版？
这样一拖四年过去了，其间孙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单资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简要册子。去年我准备与家人远赴美国，临行前，怕再也不回来定居，有什么事要办妥，方不挂心的走。左右思想，只这部资料集萦绕我心，让我牵肠挂肚。正在这时，见有人成功申请到“李氏基金”赞助出版经费，引发我跃跃一试，因长期在外国，几乎不晓得民间有这么一位大慈善家，当知晓后又怀疑，普通一般申请赞助费，顶多一两千至数千元不等，而这部大块头没几万元，根本无法动工。
眼见马上要离开岛国，暂时顾不了筹款有无着落，先找人编书再说，于是与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联系，邵先生也是“对日索赔同胞会”四名先驱者之一，他建议先把一部分资料送到南京师范大学，由历史系教授张连红鉴定，是否有成书价值。大约两周后，张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样本，即刻给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复，他也认为这些史料很珍贵，有编辑价值，不妨运到南京师范大学，他可以组织一个班子，边整理边打字存盘，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谈。我就在临行前夕，将原版资料装箱，用快递挂号寄出，完全没有复印，我们冒了一个大险，我已无从容的时间复印，在邮箱运抵南京之前，我和张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这个阶段，我们都未谈及费用，书生做事，客客气气。在良知的面前，我们已无法推卸责任。
我在华盛顿接到张教授寄来的估价单之后，才正式考虑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费。赞助金必须汇到一个团体机构再转账，南安会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会长林金福先生亲自写推荐信。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约十日后，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先生复函来，并付了一张支票，全额负担出版费！我、我们的努力都没白费。李氏基金成立于1952年，由树胶及黄梨园大王、华侨银行董事李光前所创办，宗旨在于襄助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公共机构或个人，不问来者背景、种族、宗教和国籍。李光前给基金会定下的宗旨是“为更多人提供学习和受教育机会”。李光前已于1967年谢世。李成义先生是李光前的长子。这个机构数十年来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调，新马贫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数。史料顺利出版，我谨借这个机会代表孙建成和600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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