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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一直利用纳粹意识形态为个人攫取政治上的最大好处。当然，在希特勒身边，也不乏像宣传部长戈培尔这样的死心塌地的走狗，在他们看来，接受失败和有条件投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
自从1944年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的“将军阴谋”以来，惊恐万状的希特勒几乎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逃亡者，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从他躲藏的6个掩体中的一个逃到另外一个。但是，到了1945年1月16日，他终于停止了东躲西藏的脚步，在位于柏林的总理府的地下室里穴居下来。长期以来，有很多文字连篇累牍地介绍在最后几个月里，总理府地下室这个疯人院里曾经上演的一切丑剧：偏执、妄想、沮丧和幻灭等。在所有人笔下，这里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地方。在这个狭窄拥挤、阴暗潮湿、散发着臭味的洞穴里，希特勒狂躁、郁闷的情绪被放大到了极限，甚至达到精神分裂的地步。这位元首永远不能接受有关失败的任何言论，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人谈论撤退的事项。在1942—1943年血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希特勒执意不准陷入绝境的第6集团军撤退或投降，并向指挥官保卢斯元帅下达一道臭名昭著的指令：“必须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你们的英勇坚持对于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就这样，在他的固执和愚蠢下，285000名德军将士被蓄意送进了地狱和苏联人的战俘营。到了1945年春天，面对每天关于城市和人员损失情况的战况简报，希特勒总是与将军们产生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就像一名传教士抨击妓院的邪恶和不道德那样，喋喋不休、声色俱厉地指责手下背叛、出卖了他。据有些目击者介绍，希特勒在肉体和精神上逐渐走向崩溃，几乎进入昏迷状态的他时不时发出一声声的嚎叫，他总是把诅咒的矛头对准古德里安这位德国陆军的总参谋长。2月13日，希特勒在听到一些不利消息后，再一次朝古德里安暴跳如雷。后者这样回忆道：
他站在我的面前，挥舞着拳头，气得脸色通红，全身发抖。暴怒之下，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在每次发作之后，他都会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指着鼻子继续恶毒地咒骂我。他几乎是在嚎叫，两只眼睛瞪得简直要蹦出来，额头上青筋毕露。
希特勒这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持续了两个小时，他的将军们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不愿意也不能够打断他的诅咒。然而，即使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受希特勒赏识的人，他的“艺术家朋友”———也在不断地给他带来坏消息。在1月30日的备忘录事件之后，希特勒拒绝再次单独会见施佩尔。他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施佩尔）总是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希特勒却在1945年1月19日下达元首指令，要求师级以上的所有指挥官都必须将所有的作战计划———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向自己汇报，“他们必须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在他们作出决策时进行干预，必须确保我的反对意见能够及时传达到前线部队。”这道命令牢牢地捆住了指挥官们的手脚。到了3月中旬，西线美军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突破莱茵河，东线苏军也开始沿着奥得河集结兵力构筑阵地。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和戈培尔才开始密切关注盟国下一步的动向。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始终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信仰。他顽固地认为，正如《圣经》中上帝通过人类的自相残杀来“纯洁”世界一样，日耳曼民族的最终失败预示着世界末日来临前的大灾难，德国将和世界一起灭亡。在回答施佩尔3月15日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时，希特勒说道：“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由此可以看出，直到末日临近，游荡在希特勒骨子里的种族主义幽灵依然阴魂不散。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5）
其实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于战争的看法。1944年8月，在接见地方各级纳粹头子时，希特勒就曾妄言：“如果日耳曼民族在这场斗争中被征服，就说明这个民族太软弱了。它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注定只能毁灭。”1934年，希特勒曾经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目的：
即使我们不能够征服敌人，我们也要拖着半个世界与我们同归于尽，不能让任何人打败我们……我们决不能够屈服！不，永远不能！如果我们被摧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把整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1944年9月，在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希特勒签署了一道灭绝人性的“焦土”命令。按照施佩尔的说法，在这道命令中，“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凡位于有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地区，都必须彻底予以摧毁”。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工厂、煤气厂、电力设备、电话交换机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件信息，例如食物定量配给卡、婚姻和居住情况档案、银行账户等；粮仓也要予以摧毁，农田要放火烧掉，牲畜要全部杀光，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纪念碑、宫殿、教堂、城堡、剧院、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统统要夷为平地。此外，在上述地区生活的德国民众必须根据命令进行迁移，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在沦陷区里。1944年9月7日，纳粹党报的一篇社论鼓动民众：
对于敌人，绝不能把任何一棵日耳曼人的麦穗留给他们食用，绝不能有任何一张日耳曼人的嘴巴向他们通风报信，绝不能有任何一只日耳曼人的手臂伸出去帮助他们！将他们面前的每一座桥梁摧毁，每一条道路堵死！除了死亡、灭绝和仇恨以外，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命令，这项政策将由纳粹党的各级机构、国防委员会和纳粹国防军共同实施。希特勒还特意补充道：“所有的指示，凡是与本命令相抵触的，均告无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3月15日的备忘录中，施佩尔试图保存德国人民在战败后起码的生存基础。如今，希特勒的这道指令显然是专门针对施佩尔的这种努力下达的，他在3月18日晚上曾经告诫施佩尔：
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种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东西摧毁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而未来只会属于那些强大的东方民族。况且，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劣等货色，真正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3日，希特勒的心腹秘书马丁·鲍曼同样签署了一道野蛮的命令，要求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劳工和战俘，全部徒步迁移到德国中部地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时，如果该命令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悲惨后果。
在希特勒团伙最后导演的这场噩梦中，由于一些良知尚存的德国军官，尤其是施佩尔的非凡努力，德国人民最终得以幸免。当时，在确信希特勒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之后，施佩尔立即行动起来。一连数日，他乘飞机、驾车或者打电话到全国各地，四处劝说纳粹党的各级机构、省市官员不要理会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或者至少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各级官员们或由于确信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丧失理智，或仅仅由于组织混乱，使得施佩尔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杜塞尔多夫，一贯死心塌地的当地纳粹党机构这一次却没有执行放火焚城的命令，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事实上，据美军士兵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唐奈介绍，在德国西部边境附近，有许多村镇组成了平民委员会，前往当地的纳粹“国防军”驻地，请求他们发发善心主动撤走，以便让这些村镇能够和平地落入盟军手中，不要招致流血或死亡。
在柏林，人们的情绪却截然不同。由于每天接受纳粹政权连篇累牍的宣传灌输，以及亲眼目睹了那些潮水般涌入柏林的东部难民们的悲惨遭遇，柏林市民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惧。他们将对方看成嗜血成性的“蒙古恶魔”，通过折磨和虐待手无寸铁的平民来寻求极大的快感。在柏林民众中间流传着极其恐怖的谣言，譬如苏联人用火焰喷射器将神甫们活活烧死，对修女们进行轮奸后强迫她们裸体游街，还将活人的舌头残忍地钉在桌子上。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广为流传的谣言又因为苏联红军自身的宣传活动而更是甚嚣尘上。其中，最为可怕的是伊利亚·埃伦伯格撰写的一篇反纳粹的宣传文章，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指出：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6）
日耳曼人是一个女巫，我们踏上了她的土地。如今，日耳曼的城镇正在熊熊燃烧，我欢呼雀跃……日耳曼，你这个邪恶的女巫，你就在死亡的舞曲里旋转吧，燃烧吧，哭泣吧！报应的时刻来到了！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1）
柏林战役是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军的最后一击。根据当时的作战习惯，备战工作通常由专门的军事指挥层负责，而苏军的备战任务也就由朱可夫、科涅夫及其参谋机构共同完成。他们都意识到德军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寸领土，很多情况下还会顽抗到底，直到最后咽气。
无论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集结的苏联红军，还是他们的指挥官，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克柏林，彻底征服纳粹德国。这种愿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几乎压倒了一切。虽然他们早就对战争感到了厌倦，但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他们，那就是攻下柏林，把红旗插到“第三帝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彻底粉碎纳粹分子所鼓吹的“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优等种族”的谬论。朱可夫元帅曾经这样描述苏军的作战热情：“我们全体将士斗志昂扬，都希望亲眼看到攻克柏林的那一天。这同时也是我的愿望，我全身上下都洋溢着这种热情。”
19世纪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的骑兵部队服役，以一名骑兵的身份开始了他漫长辉煌的军旅生涯。1917年2月，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拉开帷幕，朱可夫所在的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很快站到了主张激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边。接下来，根据上级的命令，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需要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结果，大家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朱可夫不但讲话鼓舞人心，而且身先士卒，对于作战行动具有一种天才的决断能力。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指挥官，除了对部属取得的优秀战绩表示赞赏和祝贺外，他从不随意赞同任何东西。他具有令部属既敬畏又忠诚的品质，同时又十分关爱和体恤下属。这些优秀品质使他在红军中担任过很多职务，并且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由于他的早期成功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优异表现（1936年赴西班牙任苏联军事观察员），他在1936年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一枚。1937—193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血腥的“大清洗”运动，红军各级军官受到迫害，部队遭受重创，朱可夫幸免于难。1939年夏，朱可夫调任远东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苏军在满蒙边界附近同日军进行短期交战，围歼敌重兵集团，因此再次脱颖而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朱可夫被提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同年，他指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1943年7月，他在库尔斯克指挥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会战，成功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1944年夏，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亲自策划并指挥了“巴格拉季昂”战役，在白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一鼓作气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土，并从此踏上了长途追击德军的征程，一直进逼柏林。1944年11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合力进攻柏林。
进攻柏林的另一支先头部队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至少从出身上讲，朱可夫和科涅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朱可夫从普通一兵干起，历任各级军事指挥官，一直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而科涅夫最初在红军中历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安全事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才由一名政治主官改行为军事主官。科涅夫口齿伶俐，擅长政治和外交，在政治领域总能够应付自如。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朱可夫相比，或许更称得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