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拆迁之殇的血与泪在公众面前飞扬，虽然每起拆迁恶性事件形态各异，但却都上演着相似的悲剧。这些“负隅顽抗”的“钉子户”，并没有像2007年具有标志性的重庆“钉子户”吴苹那样幸运。吴苹的幸运似乎是难以复制的。
在《物权法》实施两年后，一些人所谓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私有产权还在发生着水火不容的对抗，而且，仿佛公民私人产权被逼进了越来越狭窄的胡同，只能以“人在房子在”的“负隅顽抗”来表达权益诉求，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社会的一种悲哀和遗憾。
暴力拆迁中反映出来的种种悲剧，让《宪法》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物权法》的“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成为一纸空文。拆迁对抗不断升级，“找寻制度上的共有根源，应该就是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冲突未被平复，在现实中得以放大”《血泪拆迁真就无解吗》，毕诗成，《华商报》，2009年12月5日
中国的城市化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汹涌的城市化浪潮和近乎疯狂的“圈地运动”，使与之紧密相连的“拆迁运动”，注定成为了一个正邪共生的历史现象，而制度的缺失和冲突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有人希望唐福珍等人的悲剧会产生另一个孙志刚式的效应，以其惨死换取法治社会的反省。在中国，一些个体悲剧事件似乎还真能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强效催化剂。
在成都拆迁户唐福珍实施自焚后的近一个月，2009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5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5位学者认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应该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举行研讨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与旧《拆迁条例》相比，新修改的条例（草案）增加了一些保障被拆迁户利益的根本措施，如先补偿再拆迁，政府专设部门负责拆迁和补偿，房主如对拆迁有异议可提起诉讼等。
在中国这场方兴未艾的拆迁运动史上，每一位涉及者都在感受着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带来的深深阵痛。哈耶克说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卢梭也说过：“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当《宪法》和《物权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权和财产权后，民众就有了一条通往正义的道路，而发生在那些拆迁户身上的痛心事件，则在某种程度上教会了人们该如何走上这条正义的道路。面对血泪拆迁，需要铭记的是普通百姓在法治精神下保护财产的主张和勇气，同时鞭挞那些导致种种不和谐甚至命案的暴力与邪恶。
第二部分 第105节：法为（12）
“猫与鼠”的暴力游戏
“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之所以成为标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隐喻的是公民的权利。在强大的公权机器面前，不少维权者往往会很快败下阵来，杨家夫妇却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满意结果委实不易。当一些部门或个人动辄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行侵犯私权之实时，一定会引起民众的深恶痛绝，这个时候，一些“猛士”就会站出来力行反抗。
2008年初，面对一些霸道而野蛮的怪象，一位“猛士”又站了出来，然而他的遭遇，却又是一场悲剧。
2008年1月7日，湖北省江汉平原的天门市竟陵镇湾坝村，连日来，村民们为村口的一个大垃圾场苦恼不已。两年前，湾坝村村委会与天门市城管部门签订协议，城区的垃圾两年内在此填埋。2007年11月，双方的原合同到期，村委会与已划归城管局的环卫部门续签了合同，并收取了约8000元的半年费用。但垃圾场周边村民认为，垃圾场距居住区不到百米，臭味太大，尤其是夏天蚊蝇成群，饮水水质明显变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不同意再倒垃圾。
自2008年元月起，村民们就采取挖路、堵车等方式阻拦垃圾车进场。7日下午，湾坝村六组村民看到城管部门的垃圾车又来了，于是20余人自发来到通往垃圾场的路上，不让垃圾车通行。双方僵持不下，随后，城管部门开来了6辆车，50多名头戴钢盔、身着防护背心的全副武装队员来到现场。其中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发话：“不让进（垃圾填埋场）就打。”随即，城管执法人员和拦路的村民厮打在一起。
当双方正在“混战”时，天门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和一位同事开车正好经过这里。“城管又在打人了！”魏文华这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优秀共产党员看不下去了，他停下车，掏出手机，开始拍摄城管执法人员粗暴执法过程。
魏文华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引来了灭顶之灾。见有人在拍照，城管执法人员丢下村民，向魏文华围过来，将他围在中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暴打过程中，城管人员要求魏文华删除图片，魏文华当即予以拒绝，这下城管人员更怒了，他们把魏文华从路东打到路中，再打到路西。
城管执法人员将魏文华里三层、外三层围住暴打，其他人根本就无法靠近，而且如果谁要劝架，他们就打谁，几位村民就因为劝架而挨了打。雨点般的拳头落在魏文华的身上，招架不住的魏文华被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大声叫喊着：“我投降。”魏文华答应交出手机，删掉图片，可是城管执法人员仍没有停下来。5分钟后，魏文华瘫在地上不能动弹，城管执法人员开着车扬长而去。
当魏文华被送到医院时，他的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停止，医院确诊为死亡。时年，魏文华41岁，系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他敬业、诚恳、乐于助人，曾连续数年被评为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十佳标兵以及湖北省优秀企业家。
事件发生后，天门市委、市政府成立“案件侦破查处专班”，警方控制了20名涉案嫌疑人，刑拘4人，天门市城管局局长被免职接受调查，其他上百人接受调查。2008年11月，该案涉及的人员分别被判处3—6年不等有期徒刑，魏文华家属总计获得93万元的赔偿。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大多都曾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取缔占道经营、违规摊贩等有碍市容观瞻行为时，城管执法者往往出动大卡车，一路汽笛狂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无证商贩、违规摊点一股脑儿撵走。执法者们所到之处掀摊子、砸店子、赶贩子，折秤杆子小商小贩们如同惊弓之鸟，闻风而逃，跑掉了的货物都不敢回头去捡。
有网友把一段时期内城管的粗暴执法事件制作了一个排行榜，其中的粗暴行为可见一斑。
2005年7月，河南商丘农民孙文之进城卖西瓜，城管摔烂瓜农西瓜
2006年10月，深圳市上梅林村城管与民兵应急分队发生打斗事件
2007年5月，河南安阳一乘客帮拉车老人说话时遭到城管的暴打
第二部分 第106节：法为（13）
2007年6月，河南郑州一名女大学生在学校附近摆地摊时遭到城管殴打并引发学生抗议
2007年6月，河北石家庄市一残疾人驾驶客运三轮车时遭城管殴打
2007年6月，四川成都市一小伙指责城管野蛮执法时遭暴打吐血
2007年7月，宁夏西吉县城管人员当街围攻谩骂殴打采访记者
2007年9月，深圳罗湖区南湖执法大队协管员拒交停车费，殴打小区保安
2007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城管协管员在执法过程中打伤一孕妇
2008年1月，重庆大足县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对两卖花姐妹出语轻浮，并对其“动粗”
对于城管打人、暴力执法的新闻，人们已是见惯不怪，在中国，暴力执法并非城管一家，但案发频率之高、曝光次数之多，城管应是独占鳌头的。
为加强执法，一些地方的城管人员还采用“准警用装备”，不仅配备棍棒，而且还配备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辣椒水、警灯武备越来越重，暴力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城管粗暴执法，也不难理解城管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已经到了过街老鼠的地步了，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被执法者也常以特别的方式来反抗城管执法。
2006年6月，成都市一女摊主在反抗城管执法时，竟然用尿水泼洒城管
2006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摊主的三轮车被城管大队没收，摊主手持切刀将一城管队员刺死
2008年1月，南京市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用辣椒水喷向街头摊贩，一位老大爷实在看不过去，拿起刚买的鸡蛋就向城管砸去
2008年4月，深圳市一女摊贩在抵抗城管执法时，将一名城管协管员的下体咬伤
2009年11月，广州市城管委一副主任表示，“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无论“城管被打是商贩的100倍”是否属实，它所传递出来的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主政者加强城管暴力的动机和意愿依然强烈，而且事实上持续对商贩的打压也易使冲突升级，随着主政者对商贩暴戾想象思维的越走越远，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恶性循环必然会加剧并不断扩大，局面必将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被打城管百倍于商贩是危险信号》，司徒望，《东方早报》，2009年12月2日。
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商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对抗等极端事件，从小的方面来看，只是城管队伍本身的问题，城管队伍执法蛮横、监督不力，而从大方面来看，在城管与百姓对垒的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分散在各部门，“满街都是大盖帽”，“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等现象严重，群众啧有烦言。为改变“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状况，1997年，以《行政处罚法》的实施为契机，北京市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率先展开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有效遏制了“三乱”现象。这一制度此后逐渐在全国推开，到2005年底，全国共308个城市进行了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到2007年12月，全国开展城管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城市已达1076个，包括804个县级市。
伴随着城管综合执法权试点在全国的扩大，城管权力范围也不断扩大。1997年，国务院法制办批复文件只给予城管五个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到2002年，城管处罚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市容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无照商贩、侵占道路等七个方面，内容庞杂，事无巨细。有人作过统计，北京城管的执法覆盖13个领域，拥有三百多项职权。
在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城管部门的权限却始终未能理顺。有关部门把所有复杂疑难而利益不大的边边角角职能，全部转让给城管部门，城管部门始终扮演着“捡破烂”的角色，只要没人管的事儿都会找城管。
在承担“捡破烂”角色背后，城管自身面临着人员素质不高，经费保障不足的尴尬。尽管国务院文件再三明确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但全国除了北京、厦门和青岛等少数城市，处在城管执法第一线的人员基本上都不是公务员编制。在一些基层城管部门，由于没有实现全额财政拨款，城管人员的工资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来源主要是收费和罚款，致使城管牟利、趋利现象频繁发生，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还按照执法力度给予城管部门奖励。
第二部分 第107节：法为（14）
城管制度实行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城管的法定地位及权责，这是造成城管暴力执法的根源所在。
没有全国统一性法规可依，无充足财政拨款支持，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处理的又都是社会死角问题，城管执法中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也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5年前的2003年，孙志刚在收容站被打死，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2008年，魏文华被城管打死，一个总经理的死，理性文明的社会应该从鲜血和生命中去反思和改进。“管管城管”的声音早已响彻坊间，甚至有人强烈建议取消城管。尽管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拥有地方立法权的80个地方政府中，已有38个为城管执法专门立法，但遗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