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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政治哲学家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的思想，西塞罗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每一种都包含固有的弱点。“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既包含三种基本国家政体的积极方面，即王政的智慧，贵族的权威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可能，同时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变更的始因，因为在这里每种因素都稳定地处于自己应有的地位。”《〈论共和国〉译者序》，王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西塞罗曾对适度混合起来的政体称赞道：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第一部分 第18节：共和（5）
到了中世纪（约公元476—1640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后的一千多年里，在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中世纪被称作欧洲文明史上的“黑暗时代”。此时期的共和政治思想也被严重束缚打压，基本上为经院哲学所淹没。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人们对于共和制度的认识和应用基本还是停留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思想的一种延续。
到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古典人文精神的复苏，共和精神得以回归。在文艺复兴时期，共和思想的主要理论家有马基雅维利等先驱，马基雅维利认为，“混合政体（mixedconstitution）”、“均衡政体（balancedconstitution）”其实就是共和政体的代名词。
古典共和主义的精髓就在于“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在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人类所能构建的最好的政体应当是同时兼具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好处的混合均衡政体，即共和政体。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把领导决断、精英统治和大众民主三者进行混合，由社会几个基本成分共同组成政府，从而兼顾国家各阶层的利益，做到尽可能的公正。
在古代，虽然共和政体名义上是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但实际上多是贵族共和，在那些共和国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古典共和主义面对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许多古代的共和国在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中走向内乱、衰微和灭亡。古代的斯巴达共和国在存在了800年之后为马其顿征服，古罗马共和国最终也蜕变为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小共和国更是昙花一现后不复存在。”《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叶海涛，《江海学刊》，2006年04期。
文艺复兴过后，到了17、18世纪，共和主义思潮转移至英、美等国家。17世纪英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共和主义者，比如哈林顿、西德尼等人，他们把共和思想用作对抗王权思想的核心主张。继英国之后，18世纪末美国在革命和建国初期，共和主义的理念也起到了精神理据的作用。
17、18世纪也正是英、法、美等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古典共和主义观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人民主权成了共和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共和也被看作是最能实现人民主权的政体形式。由洛克、孟德斯鸠、休谟等人对古典共和理论作出改造和发展，他们把基于特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分权与制衡发展成为基于政府职能的分权与制衡，这种分权理论构成了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国家中普遍采纳的政府组织原则。在此过程中，共和主义者为共和政治理论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自由主义的联姻，实现了古典共和主义向自由共和主义的转变，亦即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转变。
现代共和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区别开来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混合均衡政体转化为分权均衡政体。混合均衡政体以阶级的划分和参与为基础，要求代表某个阶级的政府部门参与政府的一切职能；而分权均衡政体则以政府职能的划分为基础，强烈主张将各个政府部门限制在其适当的职能范围内，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分配给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执掌。
现代共和主义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普遍颁布宪法规定政府形式，在宪法中规定一系列基本人权，并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监督政府遵守人权法案。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共和主义曾被更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和契约论的政治思想潮流淹没，共和主义思想一度沉寂多年。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现代共和政体发生了另一个革命性变化，那就是从非传统的贵族共和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实际上，不仅古代共和国不是民主国家，现代共和国在诞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是民主国家，而是贵族色彩淡化了的贵族共和国。在19世纪中叶，随着议会制改革、选举权的扩大，现代共和国开始从贵族色彩淡化了的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变。
第一部分 第19节：共和（6）
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政治学者
汉娜·阿伦特是共和主义的重要代表，她主张“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认为“自由的深渊”需要有“宪政的制度”来弥补和制衡。
20世纪以后，西方共和思想的倾向性强调制衡原则对于维护共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理论的主要争论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进行，而新的共和主义则力图超越它们的对立，试图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在当代的政治思潮中，所谓的新共和主义影响正在扩大，被称作公民共和主义（civicrepublicanism）或公民人文主义（civichumanism），但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回归，并无多少创新的内容。
从古代原始共和思想到古典共和主义，再到现代共和主义以及公民共和主义，共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表明，其基本原则是主张“公”、“共”与“和”。“公”即天下为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的政体，公平、公正不一定要通过全体一致参与来达到，而是可以通过公平的代表来体现；“共”即把国家和政府视为不同的个人、集团、阶级的公有物，而非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有物，其权力是公有物，而不是私人的，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目的是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用和平而非暴政、以理性说服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解决政治歧见或取得权力，通过商议与妥协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利益和主张冲突。在这三者关系中，“公”是“共”与“和”的逻辑前提，“共”是“公”与“和”的政治保障，“和”是实现“公”与“共”的路径依赖。
共和主义新的发展方向将是共和与民主以及宪政的结合。“现代的共和只能是民主的、宪政的，共和理想的落实离不开宪政、民主的制度，而民主、宪政又不独立包含‘公’、‘共’、‘和’的共和理想。”“共和离不开民主、宪政，民主、宪政也离不开共和。”《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刘军宁，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
共和政治思想作为基本价值在不同的文明历史阶段曾得到普遍接受。共和政治思想涉及的问题几乎涵盖了政治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善和美德以及政治参与、协商对话、公民身份等等。共和政治思想的原则和主张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焕发着夺目的光芒，它的观念和思想弥久而愈新，将成为人类永恒的政治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选择。
第二节共和中国
走向共和
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周召共和”萌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共和”政治思想，但这种思想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方社会正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制度的繁荣时期，共和政治思想以城邦制度为载体开始萌生、发展。城邦制度下的社会是典型的财力社会和商业社会，这种社会主体需要广泛的平等竞争意识和健全的契约、法律约束，这使得城邦制度下的国家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纷争时期，邦国制度让各诸侯国之间纷纷展开争霸斗争。此时期中国诸子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想格局让中国也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但邦国制度下的社会实质是一种权力社会、武力社会，归根结底要走向集权。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纷乱格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各个朝代都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当西方历经了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等各个政制繁荣时，中国却一直都处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制其实无所谓好坏与优劣，衡量其是否有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是否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择城邦制度，最终走向共和，与其当时的工商业社会及文明有很大关系。中国选择邦国制度，最终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其当时的农耕社会及文明有极大关系，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政制才能更好地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部分 第20节：共和（7）
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下，有利于封建国家及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而且更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经济社会的发展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文明的中心位置。
中国持续发展了两千多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西方英、美、法等国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却依然在封建社会道路上徜徉、徘徊。尽管中国在15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其产生的时间来说并不太迟，但其发展缓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严重束缚。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大距离地落后于西方的发展，一度繁荣的中国走向了衰落。
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盛的经济、军事实力，加紧对外扩张，也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40—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在外部，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八国联军在北京横冲直撞，“中法战争”让“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连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国”日本也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强迫签订《马关条约》而在国内，中国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战争烽火四处燃烧中国完全处在了内外交困的岌岌可危状态。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民族危局，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开始了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共和为目标的奋斗之路。
在19世纪40年代，外国的坚船利炮在打开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一批满怀爱国热忱和经世之志的人士。他们开始冲破传统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藩篱，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逐渐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政局犹如累卵。此时西学已较为广泛地传到中国，对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一些开明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发展了“师夷制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开始畅行。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一部分官绅认识到中国的新变局，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求富，兴起了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
由于经费不足、能源不济、国力羸弱、政策受限等原因，“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袭其皮毛”，无论怎样“竭蹶步趋”，也没能让中国富强起来。历经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当时的“实业救国”、“技术强国”等计划和梦想破产，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对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发觉西方的富强之本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上下同心”，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