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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作者：梁东元
第一部分
第1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1）
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
得到绝密的史密斯报告—— 胡适、梅贻琦策动—— 陈诚、俞大维筹划—— 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各选两名助手赴美—— 不甘心空手而归——1台加速器和33箱器材—— 不留美国、不去台湾—— 赵忠尧：本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汽笛响过，威尔逊总统号缓缓驶离港口，开始了去往太平洋彼岸的漫长航程。
这是1946年8月的上海。在船舷一侧，有几个人聚在一处，久久凝望着他们来时的方向。天空海阔，此去故国千万里，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何种处境。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水天一色，大陆上的一切反倒愈加清晰起来。
和别的乘客不同，这几个人肩负特殊使命，是奉蒋介石派遣，一起去美国考察和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本来，还应该有两个人与他们同行，但曾昭抡此前已先行一步到了美国，吴大猷也因为要到英国开会，下个月才能转赴美国，没能和他们会合。所以，一同在这条船上的几个人是华罗庚、唐敖庆、王瑞駪、孙本旺、朱光亚和李政道，以及吴大猷夫人阮冠世。已在此前留学美国的杨振宁早就为他们在国际学舍预订了房间，做好了接应准备。
朱光亚后来曾回忆说，在他们几个人赴美国的途中，他听到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但他自己对蒋介石却毫无印象。除了由于事隔多年而遗忘之外，一个可能是他没有经过南京，而是直接从云南的西南联大去了上海，与大家相会登船的。另一个可能是他虽然先到了南京，却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没有参加这次接见，所以也就无从想起那样的场面了。而杨振宁也曾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也许是从李政道那里听来的，说蒋介石接见这几个人时，手里还摇了一把大蒲扇。
在当时连辆自行车都造不好的中国，却想制造代表了世界科技最尖端的原子弹，是因为偶然得到了一个可说是从天而降的契机——1945年秋，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刚到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有一次与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交谈时，曾经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俞大维是数学博士，他的曾外公是清末军机大臣曾国藩，从小就有科学济世实业救国的志向。这期间，因为中美是同盟国，美国曾将一册绝密的史密斯报告①交给中国，该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所以，和魏德迈告辞回去以后，俞大维越想越觉得良机易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
在此期间，中国科技教育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胡适和梅贻琦就曾到处游说上层，张罗人才，邀请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士俊、袁家骝、钱三强和何泽慧等人，企图实现一项国家大计。胡适还向白崇禧和陈诚写信，请他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此事。军政部改组为国防部后，也成立了专门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积极着手筹划铀的提炼。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等人也在中央研院准备进行铀矿含量测定的工作。作为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本人还为此找到了所需的某些设备。
彭桓武说，要搞原子能，包括原子弹，在那个时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学界里都有这么个想法，都想要搞的。蒋介石的国防部不是曾经派好几个人到美国去，想学这个嘛，结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这是说政府派了，其实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也都考虑这个问题。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收到过张文裕、王承书和胡宁他们三个人写的信。字面上都没说这个东西，都只说要联合着一起干，其实不言自明。后来金星南过80岁生日时，我去看他，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那时在法国是学数学的，为何找钱三强也要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来。他说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才决心要回来搞这个。我们在国外的时候，说咱们回去一起干，干什么呢？这不言而喻，反正学物理的就得干这个，这个非干不可。在中国，不管你是哪个政府的，不管你是留学哪个国家的，留美的也好、留法的也好、留英的也好，都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趋势，是时代趋势。
李寿枬当时正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虽然年轻，但对于美国用两枚原子弹轰炸日本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李寿枬说，记得当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之后，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国的国民党，特别震动了科学界。1946年吴有训曾在中央研究院做过这方面的报告，也有过一点想法，蒋介石说吴有训他们搞的计划是秀才造反，三年无成。我们班的同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想请王淦昌先生给我们讲一讲。有一次，我作为班里的代表找了王淦昌先生，还有一个同学和我一块去的。王先生是教我们原子核物理的，他很高兴，满口答应给我们作报告。过了三天，他就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全班同学，还有物理系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其他系也有参加的。他的报告做得非常精彩，深入浅出。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图，讲了原子弹的历史、原理、威力和预防。他这一讲之后，大家脑子就比较清楚了。只是没想到后来王淦昌先生真的去做原子弹。
第2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2）
此前不久，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电机学家顾毓琇于1946年初去日本与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及汤川秀树等会面时，就想向日方索取原子能研究设备，作为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可惜仁科芳雄原本拥有的这些设备，已被美国占领军拆毁沉入海中，顾毓琇失望而归。八月份，他又到美国拜访了加州大学原子能研究所所长E．劳伦斯，谈到了原子武器的事情。劳伦斯参与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和顾毓琇见面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建造加速器，校方也承诺资助研究费用。顾毓琇心里高兴，马上就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为国家民族树立科学救国、国防救国的百年之基。现在又得到了俞大维的报告和建议，蒋介石看到美国人愿意帮忙，并不全是中国一些文人雅士心血来潮的书生作为，自然为之心动。于是便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
几乎与此同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英国海战的海军部长陈绍宽也拉上陈诚和钱卓伦，向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建造航空母舰群的计划，在此之前蒋介石曾经答应过陈绍宽造舰60万吨（其中包括3艘航空母舰）的设想。蒋介石明白，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没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既然最高统帅能这么上心，陈诚和俞大维便约见了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商议拨一座大礼堂和10万美金制造一颗原子弹。其后，吴大猷和华罗庚两人在所住的海陆空军招待所拟了一个建议书，上书军政部，陈述其培植人才，选送优秀青年出国考察，有人才能有弹的思考。李政道说，蒋介石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出来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陈诚和俞大维认为吴大猷言之有理，同意拨款培训，并由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学生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
几个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清华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王瑞駪和唐敖庆。吴大猷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1945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陈、俞二先生想知道怎么计划，以有助国防科学工作的开展。我即想了几日，拟就一建议，以为我国人材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根做起，即：（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并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我拟写的建议，陈、俞二先生考虑后，以为可行，即令华和我负责数学及物理二部门。我们并建议请曾昭抡负责化学部门。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二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疑地决选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这五位青年才俊虽然学业优秀，出类拔萃，但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毕竟是一门全然陌生的学科，有必要在赴美前作一定的了解。吴大猷为此专门给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讲解相关的基础知识。吴大猷说，当时一方面给各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将美国史密斯报告（当时尚未正式公布的绝密文件，仅有一册，系美国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的）分作五份，由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王瑞駪、唐敖庆译成中文，最后由我校阅修改，然后送军政部。后来听说译稿未及出版，即被该部遗失了。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亨利？史密斯曾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他认为原子弹的应用前景事关重大，今后对这类事情的决策，如果只由少数人作出是极端危险的。为此，早在试验成功之前他就开始动笔，想从学术和研制计划实施两方面为原子弹写一部通史，等到原子弹面世之时即向公众公布。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军政各方围绕如何控制泄密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在指明不许透露与实际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任何内容的前提下，由五角大楼发布了一千份。吴大猷所负责组织翻译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国送给中国军政部的。
五个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是聪慧超常，且年纪相仿，天天一起切磋玩闹，交谊至深。
第3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3）
得知要拿着国民政府给的美元，去美国学习考察有关原子弹事宜的时候，朱光亚起初还有些不大情愿。从小他就感受到了山河破碎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避战乱，他和哥哥们颠沛流离，从武汉挤上船到了重庆，在那里的合川崇敬中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允公允能”就是他定下来的校训。张伯苓力主抗战，时常激励学生发奋报国，再加上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四处宣传呼号，都给朱光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和后来的密歇根大学都和朱光亚同学的佘守宪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经常看到进步书籍，受苏俄和共产党思想的一些影响。那时候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去演讲，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去，大家还喊蒋委员长万岁。周恩来也去讲过，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八个理由，我至今印象很深。
后来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地方更是处处火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民族复兴、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师生们的共同心声。同时，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都既痛又恨，对国家未来充满担忧。所以，朱光亚对于这次赴美机会自然就有了些疑虑。
临走前，朱光亚先去南京，和在国民党外交部当外交官的大哥见面。兄弟俩分别日久，一见之下，自然是倍感亲热。寒暄了一阵，朱光亚告诉大哥，说他很快就要去美国了，是为蒋介石政府考察原子弹研制的。
看到弟弟皱着眉头的样子，大哥想了想，劝他道：这也没什么关系嘛，你先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再说了，各取所需么，先学的是技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怕什么。
1946年9月，华罗庚师徒几个人带着从国民政府军政部领取来的旅差费支票，在旧金山登岸，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没几天，吴大猷也绕道英国赶了过来，并立即去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